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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经济学方法论 　　一、引　言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Uiamson一直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交易费用经济学――探索交易费用的产生及其行为效应的理论逻辑和内在机理。这一研究方向本质上涉及发展一种关于制度分析的一般性理论工具,并力图整合新制度经济学中各种各样层面上分析全部问题的统一框架。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性:重新引入和理解知识问题(Knowledge Problem)对经济行为的意义。知识问题引起交易成本,后者也因此成为制度经济分析中的中心角色。如果知识的获取、整理和传递不需要耗费任何资源的话,那么,人们在进行交易时就不需要进行激励、谈判和监督等非生产性活动,人们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也不需要向法庭求助。但在真实世界中,知识耗费(Knowledge costs)的存在可能引发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损害效率的交易前后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交易双方通过某种形式以限制这种行为,制度就是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工具。换言之,制度的存在是基于(知识)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事实。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主要探讨的是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个人利益行为。 　　 　　二、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的方法论原则 　　 　　个人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它也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Hayek,1948)。交易费用经济学就是一种建立在该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理论科学,它通过基本的概念、定理和逻辑构建一个自治的体系以解释制度现象和事实背后的内在机理和因果规律。尤其是,交易费用经济学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并不是注重人们处于最佳状态下所能取得的成功或称为利益之物,而是在人们处于最糟糕状态下如何才能尽量减少他们做损害他人之事的机会。此外,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行为主体的资源禀赋和技能是具有差异性的,任何一个个体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一种“理性无知”状态,因为个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具有构建性的局限。即使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个人,他也要耗费大量的资源用于收集信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见,知识成本的约束是导致理性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的根本原因(Williamson,1985)。这种有限理性会进一步导致契约安排的不完全性(Han。1995),从而导致“公共领域”的存在(Barzel,1989)。而自利的个人又会相互争夺不完全契约的剩余索取权以攫取公共领域内的租金,导致租金耗散(Cheung,1970)。因此,从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看,要判断一项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关键是看租金耗散的程度。换言之,如果租金耗散在边际上越少,则说明新的制度安排越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如果把租金耗散视为内生性的交易费用的话,那么,这就是在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小化行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效率”是一个带有个人主观判断的概念,因为它是以行为主体的终极目标为衡量标准的,当事前目标与事后结果接近或一致时,就是有效率的,反之乃低效率的。所以,“效率”和“目标”同样属于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的范畴。关键是符合谁的目标,即当行为效应实现了行为主体的个人目标时,则该行为就是符合效率原则的;相反,尽管行为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因而有利于其他行为主体,但如果它与行为发生者的个人意志不一致,那么,这种符合集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的行为对于行为主体个人而言是无效的。此时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不相容,需要一套能够与技术环境相匹配的机制安排进行契约规制(contraet Governance)。 　　关键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之所以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之上,是因为制度分析的最终目的是需要构建一种理论假说,并能运用可观察到的行为现象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得到可反驳的经济学含义。如果以目标函数作为解释的工具的话,可能无法得到可检验的经济学意蕴。因为我们可以把解释不了的现象转换为几个人为设计的变量放进效用函数中求最大化,这样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学效率原则的结论,也似乎能够解释以前还没有解释的现象。但是,这种解释只是主观猜想,人们难以从可观察的事实中验证该解释变量的客观存在性。因为这些“控制变量”可以根据经济学家们头脑中的“玄思”任意变化,被最大化的效用函数也无法求证是否存在,这就等于用“虚拟的工具变量”替代“主观的目标函数”。例如,有些新经济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解释国家贫富(North,1990)、以文化差异解释绩效变迁(Greif,1994)等。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变量无法进行实证观察,它们对绩效的影响更是难以测量,但这些经济学家却可以把它们放进理论模型的目标函数中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即在所谓的历史制度比较分析中,他们可以把非财富最大化行为放进目标函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