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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素说及其困境 　　摘要：欧几里德在《几何学》中创立的公理化方法是建构严格理论的不二法门。对于人文社科领域内的理论来说，越是接近这种方法，其理论就越严格且更加接近于科学。权利理论也是如此。目前，“要素说”是国内学界比较流行的权利界定理论。但“要素说”实质上是对西方现有各种权利理论的综合。如何将包含内在冲突的诸多“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前后一贯的、有逻辑自洽性的理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权利；要素说 自洽性 　　中图分类号：B502；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3―0145―03 　　2004年，杨振宁发表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演讲在国内引起激烈的争论。杨振宁的演讲实际上是对科学史中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回应。对此，爱??斯坦也有自己的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笔者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成就证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公理化方法在科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在此，笔者提出一个寻求证伪的命题：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是建构严格理论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目前是公认的人文社科领域最严格和规范、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目前经济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教科书，哈佛大学曼昆教授所著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章就列出了指导经济学研究的十大原理。这些原理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公设十分类似。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都具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绎特征：有不可追问的前提、中间的推理、以及由此而推出的结论。西方两千年来哲学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众多哲学体系，霍布斯、洛克与罗尔斯的契约论，以及哈特、拉兹的法理学体系等等，大体上都可以辨析出一条由前提、推理、结论这样完整的逻辑链条构成的几何学图式。所以，对于理论来说，首要的是其逻辑链条的完整与贯通。换句话说，首要的要求就是自身逻辑的自洽性，至少其整个推理不能有明显的矛盾。这与对一个对象的认识，尤其是对自然的或者社会现象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理论是“全面的”――那是认识客观对象的要求。理论，某种意义上说就应该是“片面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权利理论的两个主要阵营，即利益说与意志说都有明显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法学家们仍然会选择其中之一为之辩护，却绝少有人站出来试图将两者“综合”起来的原因。 　　以霍布斯与洛克的契约论为例：霍布斯以人性恶为总体的前提假设，演绎出一套契约论的理论体系，最后推论出一个绝对威权的主权者；而洛克的人性假定，总体上接近于经济学的合理自利（或可称之为中性），但未必如霍布斯那样悲观，也可以推论出一个完整的契约论体系，其最后推论的政府形式是三权分立。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人性显然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乃是一个直观事实――只有认识到人性既有善也有恶才是“全面”的认识。但如果仅仅屈从于这样的事实，则是一种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理论建构的方式。对于理论体系的演绎来说，这种认识是否全面是完全无关的。从霍布斯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乃是一个直观事实，但是事实的另一面是：从这样一个“全面的”事实或认识，无法演绎出一个理论的体系。很难想象，有谁能够从人性既善又恶这样一个矛盾的命题演绎出一个理论体系。因为，作为理论演绎的不可追问的前提，这种假定自身不应当包含矛盾。所以，“全面”并不是衡量理论是否妥当的一个标准。要求一个理论是“全面”的，乃是非理性的。对于理论的逻辑来说，自洽性才是适当的标准，至于是否“全面”乃是不相关的。 　　一个完整的权利理论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几个部分：首先是权利的主体，即权利的承载者；其次是与权利之合理性证明相关的权利主体的特征；再次是权利对象的属性，如资源、事态、行为等；最后是权利所对应之义务的承载者。如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就是：A对B，因为Y，而拥有X的权利。而且，对于权利理论来说，这几个部分是内在相关的。一般来说，对权利的合理性证明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理论对权利承载者的划定，也就是关于什么样的主体能够拥有权利这一问题的回答。 　　然而，在国内的法理学教材以及法理学著作中，大部分关于权利概念的定义或解释都是“要素说”。认为，权利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或几种本质“要素”，如正当、主张、资格、利益、意志以及自由等等。要理解权利，就要从这些要素着手才能到达一个全面的理解。如夏勇先生主张，权利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