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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同共治推进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49-0016-02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一、教育的本质要求协同共治 　　教育的治理不仅关系到国家教育主权的归属、性质和合法性问题，还关系到政府的教育行政权、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社区的参与权、家庭的选择权、宗教自由权等多种权利之间的关系。所以，教育的改革不仅仅是教育市场的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覆盖了国家治理的几个重要的领域，需要协同治理。另外，教育具有“生命性”的本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础教育领域。基础教育向每个人提供那些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基于生命性的角度，基础教育不仅是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也是家庭的责任，需要多元主体共担风险并构建基础教育共同体。 　　二、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基础教育为例 　　1.政府和中小学之间的多维关系混乱 　　构成政府和中小学之间关系的因素是多元的和复杂的，包含着行政、政治、合同和所有权等各种问题。政府间的关系是多维的，包括所有权关系、行政关系、合同关系、政治关系等多元关系。每一个维度之间又是互相影响的。在我国，政府和中小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混杂在一起的。导致政府作为中小学的投资者、所有者、管理者、办学者等多种角色的混杂，导致教育“管评办”一体化。 　　2.中小学的法人行为能力不足 　　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了学校的行为能力。（1）忽?了现代中小学校制度的建设，现代组织制度是中小学行为能力的基础。（2）学校层面缺乏与事业单位法人身份相适应的治理机制。（3）在改革的过程中，重视市场的力量，忽视学校教师和家庭的力量。其后果是导致学校受市场控制，陷入一种新的不自主，对中小学法人行为能力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3.学校和家庭合作不到位 　　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面临着公民合作不到位的问题。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学校与家庭社区的互动较好，开展了一些活动，促进了彼此的交流，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样的沟通交流形式较少，效果不佳。特别是在一些留守儿童较多的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学校和家庭间的沟通基本脱节，学校与社区更是处于隔离状态，学校独立于家庭和社区之外。 　　三、教育领域协同治理的国际经验：以基础教育为例 　　（一）中央赋予地方学校脱离地方教育行政管理的权力 　　1.中央直接拨款制度。英国的中央直接拨款制度。《1988年教育改革法》规定了“直接拨款公立学校”条款，规定现存公立学校在家长无记名投票后可选择脱离地方教育当局，成为由中央政府直接资助的拨款公立学校。1993年允许私立学校进入“直接拨款学校”行列。 　　2.优秀中小学的管理豁免。在英国的学园计划里，鼓励被教育标准局评为优秀的学校申请获取学校自由。这些自由包括：不受地方当局控制和管理的自由；能够自行设定职员的薪酬和条件；不受国家课程限制的自由，能够改变学期的长度和在校学习日；与其它的公共的和私人的组织进行正式合作的更大的机会；对于学校的预算有更大的控制权。 　　（二）基础教育行政独立于一般行政 　　基础教育行政独立于一般行政，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不隶属于同级地方政府，是脱离一般行政而独立存在的组织。（1）法国的教育行政管理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中央、地方的高级教育行政官员一般要经总理或内阁提名，大学区总长代表教育部长在本辖区内行使权力。（2）美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也是独立型的体制。美国的各州教育委员会是州教育的决策机关，它既不是州议会的下属委员会，也不直接向州政府负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基层学区独立于一般的市政自治实体，负责办理及维持公立学校。美国的学区实际上是由多个学校组成的学校集团，是一种特定的政府形式和单一法人。 　　（三）实行校本管理，促进现代学校制度的形成 　　西方发达国家的“校本管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名称略有不同，美国称为校本管理，英国称为校基管理，澳大利亚称为自管学校。校本管理的实质都是政府向学校下放管理权限，由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自主地组织有效的教育教学活动。而且各国教育行政当局对于下放权限的内容同样都做了一揽子的规定。 　　（四）向社区分权，立法明确社区的权利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群体（家族、氏族）聚集在某一地域而形成的互相关联的大群体。日本和英国的中小学改革强调向社区的分权。（1）日本的区域教育实践：日本在2006年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新的教育基本法要求学校、家庭、区域在明晰自身对于教育的使命与作用的前提下，要加强学校、家庭与区域间的合作，以求更完美地实现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2年发布的数据，日本国内共有社区学校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