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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科技谷连接京津双城“科企森林” 　　当全国各地的高新区遍地开花之时，要想成为花海中璀璨的一朵，定位和模式至关重要。自2007年创立以来，京津科技谷用了2年时间找准定位，要打造中国最大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基地，随后又确定了“1+2+N”的发展模式。截至目前，京津科技谷一期10.67平方公里的建设和招商工作全部完成，基础设施投资超22亿元，引进各类企业500余家，到2017年将引进和培育科技型企业2000家以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200亿元。 　　作为中国高新区的后起之秀，京津科技谷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超前的发展思路在京津两大都市之间演绎了一出精彩纷呈的“双城记”。这其中究竟有哪些经验之谈？本刊独家专访了京津科技谷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总公司总经理刘钢。 　　《中关村》：京津科技谷创立于2007年，那个时候中国的高新区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了，各类性质的园区都有，这对于京津科技谷的定位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可以借鉴其他园区的经验避免走弯路，坏事是很难做到独树一帜。京津科技谷当时是怎么确定“打造中国最大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基地”这一定位的？ 　　刘钢：我们觉得，作为新兴园区在定位的时候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实际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所处的这块地方。京津科技谷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在北京和天津这两大都市中间，隶属于天津，但又跟北京毗邻。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了我们可以借助北京的资源。北京的资源很多，比如人力资源、金融资源、科技资源等。如果定位于打造中国的高端人才聚集地，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人力资源的天性是人往高处走；定位于打造金融中心更是为时过早，因为只有把园区做起来以后，金融资源才愿意进来。鉴于此，我们认为最容易借助也是最应该借助的还是北京的科技资源。有数据统计，在北京每7分钟便诞生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每年净增18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是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具成长性的创新群体，在创新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但是科技型企业在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最看重的就是降低投资成本，同时又不能离北京母体太远。京津科技谷所处地天津武清区正好具有这样的双重优势。就土地而言，北京的投资成本超过300万元一亩，而武清还不到30万元一亩，再加上配套设施、生活等方面的差距，武清的总体投资成本是北京地区的数十分之一。另外，我们的地理位置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处京津发展主轴的天津市武清区，是京津科技新干线重要节点，京沪高速和滨保高速纵横穿过园区，并设有出入口，到北京和天津港只需40分钟行程，到天津市区只需20分钟行程。京沪高速是中国南北大动脉，112高速是起始于首都二机场，止于天津滨海新区的这样一条高速，只需20分钟就能到首都二机场，它是非常方便的。所以经过深入的分析和调研，我们认为定位“打造中国最大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基地”是可行的。 　　我们认为，一个新兴园区最后要想做大做强做优，初期的定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后续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有了定位之后，才有了“京津科技谷”这个名字。当时我们形容，就像在北京和天津这两大科技高峰中间，种一片中国最大的科企森林，然后用这片森林把北京和天津这两大科技巅峰连接起来。 　　《中关村》：有了定位就有了大方向，但是路还得一步步走，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还得确定园区的主导产业。京津科技谷最后为什么将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 　　刘钢：我们当时是根据“科技型企业产业化”这个定位来决定主导产业的。最终定的是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四大主导产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产业选择，其实跟我们的定位紧密相连。要建“科技谷”，如果主导产业落后了，“科技谷”就会变成“产业谷”，甚至会沦落成“企业谷”。在确定主导产业之前，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调研，考察了很多园区。2007年还请了国务院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下面的区域发展研究部帮我们一块定。最后我们一致认为，随着全世界科技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会成为占据制高点的产业、会大行其道。那个时候，国家“十二五”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出台。我们的选择可以说是超前的。 　　《中关村》：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其实有很多兄弟园区的经验可供借鉴，京津科技谷为什么最后没有照搬照抄，而是创新了“1+2+N”的发展模式？ 　　刘钢：在采取“1+2+N”的发展模式之前，我们调研过很多兄弟园区，发现每个园区都有各自的成功经验，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作为后来者，如果复制兄弟园区的发展模式，就会丧失个性，也会脱离我们既定的定位。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很多园区在招商的时候都是来者不拒，什么项目都接。这直接导致园区发展到后面就出现腾笼换鸟现象，不但造成成本高昂，更致命的是不利于园区的品牌建设。 　　京津科技谷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园区的整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