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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与我国刑事立法完善构想 　　[摘 要]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其新增188条标志着亲亲相隐这一司法理念的回归，迈出了亲亲相隐在刑事立法完善的第一步。文章梳理了我国传统法中“亲亲相隐”司法理念的产生和历史沿革，分析了其一度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原因，以及现行刑事立法的不完善之处，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构想。 　　[关键词] 亲亲相隐；亲属免证；存在问题；完善构想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156-2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新增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是“亲亲相隐”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 　　一、亲亲相隐制度概说 　　“亲亲相隐”又称为亲属容隐、亲亲得相首匿，是指基于血缘或者婚姻而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亲属之间，除违犯谋反、谋叛、大逆等“十恶”大罪之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即使将来案发代为隐瞒着也会被减免刑罚的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源于先秦儒家“孝”关于“父子相隐”的伦理观念，随着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最终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制度被确立下来并加以传承。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言：中国的立法既大受儒家的影响，政治上又标榜以孝治天下，宁可为孝而曲法，所以历代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 　　“亲亲相隐”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国大夫元喧将卫国国君卫成公告到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庭上，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原因是：“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可见的最早关于君臣父子之间不得相互诉讼的记载。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还进停留在儒家的道德层面，并没有被统治阶级确认为一项法律制度。直至汉宣帝四年，才作为正式的法令被确立下来，被视为中国亲亲相隐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在唐代，亲亲相隐制度日趋成熟，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唐律?名例律》有关于“同居相为隐”的明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唐律?斗讼律》中有着更为具体的规定，使前者这一原则有了更为细化的规定，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宋元明清时期的律典沿袭了唐律关于亲属容隐的规定，容隐的范围也更加扩大。元诉讼律首次使用“干名犯义”一词，规定禁止“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和“妻妾子侄不相容隐”等有伤风化的行为；此后的《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将“干名犯义”作为律条的名称并不断完善其内容。 　　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击、碰撞过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古老的中国传统法律逐渐走向消亡，而亲属容隐制度却得以完善并日趋合理。清末变法中，1905年发布的《大清新刑律》第176条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罪犯和销毁证据的，可以减免其刑。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规定，以被告人的近亲属作为证人时，即便该证人作虚假证词，也不得以伪证罪苛以刑事处罚。同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扩大了亲属容隐的范围，根据本法第167 条规定，被告人的配偶、五亲之内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以及与被告人或自诉人定有婚约者均可以拒绝出庭作证。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新增第188条规定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是亲亲相隐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 　　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在亲亲相隐方面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第188条标志着亲亲相隐司法理念的回归，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审视相关刑事立法中与此司法理念的相悖之处。 　　以湖北的佘祥林案件为例，司法机关强迫其母亲提供儿子的犯罪证据，并对佘祥林的亲人（母亲、兄弟）进行了残忍地刑讯逼供，他的母亲因此被投入监狱，后来郁郁寡欢而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冤案发生的原因，但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出，如果我们的刑事立法中规定了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容隐，也不至于出现这类强迫母亲证明儿子犯罪的问题，最终酿成惨剧。我们的法律既摈弃了伦理亲情，又未彻底确认以人为本的基本人权，因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难免发生违背人之为人基本人性及有悖情理之事，难免出现违背人之为人基本人性及有悖情理之法，难免制造出违背人之为人基本人性的有悖情理之判决。个人认为，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在亲亲相隐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诉讼法方面 　　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亲属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