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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专有化体系效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实证研究 　　摘要：获取创新收益并实现良好创新绩效的预期是企业参与并产生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之一，构建专有化体系是企业实现该预期的现实选择。从知识产权保护和资源观的角度，利用220家中国制造业产品创新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专有化体系内外部效度形成之问的交互效应，检验了专有化体系的内外部效度以及总体效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专有化体系内外部效度的形成之间存在矛盾性；专有化体系的内外部效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不同；专有化体系的总体效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促进作用。 　　关键词：技术创新；专有化体系；效度；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对企业而言，从技术创新中获益以形成良好创新绩效的预期是企业参与并产生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之一。然而，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tling Group）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管人员进行的创新调研显示：半数以上的企业创新在财务方面以失败收场。Arrow将企业无法成功从其创新投资中获取收益的现象定义为“专有性（appropriability）问题”，并指出专有性问题源于技术创新生成的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1986年，Teece开创性地提出了创新收益分配的PFI分析框架，为专有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系统而全新的思路。在该框架中，他首次提出专有化体系（appropriability regime）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除企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外的技术知识因素和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并指出专有化体系是决定企业获取创新收益的关键要素。Levin等、Cohen和Walsh、后藤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规模创新调查，研究发现，除了技术知识的本质和知识产权制度两种创新保护手段外，企业还采用了率先市场化、互补资产优势等更直接的手段，以改善企业技术创新的专有性状况。上述措施的作用内涵各不相同，Cohen和Walsh将其归纳为“专有化手段”（appropriability means），目的在于保护技术创新本身及其形成的增值收入。Hurmelinna和Puumalainent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拓展了专有化体系的内涵，阐明专有化体系是企业可获得并使用的专有化手段的组合。 　　专有化体系效度是指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独占程度，由保护技术创新的专有化手段组合使用促成，表征了企业避免技术创新被模仿程度的高低。近年来，多位学者从行业特性、企业环境和创新类型等不同层面对企业如何选择专有化体系效度的构成手段进行了研究。Cohen和Walsh的研究成果表明，集成电路技术行业更偏好商业秘密，而生化技术行业比传统行业更依赖于技术知识的隐性属性。Gonzalez和Nieto认为，主要使用显性技术知识的企业偏好采用专利，而主要使用隐性知识的公司偏好采用商业秘密。Byma和Leiponen发现，企业规模与选择专利的概率正相关，而研发投入与选择商业秘密的概率负相关。袁健红等分析了影响企业选择专利和商业秘密两种保护手段的各种因素，发现企业规模、研发强度、激励机制及创新类型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自主创新保护机制的选择。 　　已有研究多着眼于选择何种专有化手段保护技术创新，却并未对专有化体系效度所产生的绩效效果进行剖析。笔者认为创新保护手段的使用仅仅是解决专有性问题的外在表现，而其根本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攫取创新收益并提升创新绩效。因此，本研究根据专有化体系效度的形成机理，将其划分为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并从知识产权保护和资源观的角度出发，利用220家中国制造业产品创新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尝试回答如下3个问题：专有化体系内外部效度的形成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内外部效度是否对创新绩效形成异质的独立效应？专有化体系效度对创新绩效的总体效应如何？考虑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本研究明晰了企业该如何合理高效地保护创新，这对于推动企业的专有性管理实践乃至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专有化体系内外部效度形成之间的交互效应 　　根据Teece对专有化体系的定义，专有化体系效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衡量指标：一是技术创新内在蕴含的技术知识的本质，二是外部法律机制的保护强度。Zander和Kogut认为技术知识的本质主要是指技术知识的隐性或显性程度，包括可编码程度（codifiability）、可传授程度（teachability）、复杂程度（complexity）、系统依赖程度（system dependence）和产品可观察程度（product observability）等5个方面。隐性知识很难清楚表达，因此其传播的内在困难性加剧了模仿者掌握知识的难度，进而提高了技术创新者独占知识的程度。然而，隐性知识织成的自然壁垒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