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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摘要：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纳文入史；《文选》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3-0064-05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核心观点，以此为基础，经、子、集三部中的文献都被他赋予了史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成为了他对典籍进行褒贬取舍的标准。对于集部文献而言，章学诚认为其价值在于“与史相辅”：“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1]766章学诚所推崇的“大部总选”，主要是《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1]39这样就把原属于集部的文集纳入了自己的史学理念之中，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章学诚首先将文集置于“道―六经―战国之文”的史学体系中，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另外，在章学诚看来“《文选》之体”则是“纳文入史”观实际运用的范例。 　　一、“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 　　诸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这些文集能够“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其理论依据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时《书》亡而入《春秋》的历史渊源。在《文史通义?书教》上、中篇，章学诚认为《周官》之法未废时，因依托于完备的官礼制度，典、谟、训、诰、贡、范这些文章，能够“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1]30，其存在形态便是《尚书》，并且它们天生具有记载史事与制度的历史文献属性。当官礼法废，上述文章便无法单独存在，进入了《春秋》“比事以属辞”的记载之中。而典、谟、训、诰、贡、范，发展到后来，便是常编次于纪传史中的“君上诏诰、臣工奏章”这一类文体。当“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之后，就有必要把它们单独摘出，裒成文集。这是章学诚通过对存在形态的梳理，将文集的源头上溯到了《尚书》。但这只是展现出了文集的一种史学渊源，尚未涉及文集“与史相辅”的具体角度以及与史存在何种内在的关联。《文史通义?诗教》则通过“道―六经―战国之文―后世文集”这一史学体系的构建，将文集纳入进来，并揭示了文集史学价值的理论基础所在。 　　在章学诚的史学体系中，“道”是一切的源头。他对六经的定位，则是“六经皆器”，“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1]123。而道的存在形式，便是“羲、农、轩、颛之制作”，然后后圣法前圣，代代相袭，“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1]112。其实指的就是先王政教，这就使“道”带有了史的色彩，故而言“六经皆史”，“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1]124。战国诸子与六经，正是通过“道”搭建起了关系： 　　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1]58 　　章学诚这一观点并非原创，关于诸子与六艺或者王道的关系，早在《庄子?天下篇》中就有表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2]《汉书?艺文志》引《七略》，以为九流十家皆出于古之王官，乃“王道既微”后“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3]而成。章学诚则对所谓“一端”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诸子所得之“一端”，便是“其所本”，也就是其学说能够成立的一种内在理论依据，或者说是支撑学说建立起来的一种框架体系，即如章太炎所说“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4]101-102中的“义”。这一内在的“义”便是诸子各家的核心与根本，而非外在的文辞。章学诚又举各家之例加以说明，如《老子》所讲为阴阳有无，其义出于《周易》；邹衍讲天地之事，关乎推演五行，其义出于《尚书》之《禹贡》《洪范》；管仲、商鞅讲法，义出于《礼》；申韩刑名，则源于《春秋》正名之义。六艺又与道相关，其所具有的认知、记录、解释“道”或者先王政教的方法与角度，为诸子学派各所继承。于是战国诸子之文也就带有了史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史与道与先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