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讨论会综述.docVIP

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科联、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社科联共同举办，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9月25―26日在景色秀丽的武汉东湖宾馆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00余名学者和国际友人参会，提交论文60篇。与会学者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教育等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1．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受到关注。工、商、农等社团研究一直持续不衰，近年来成果斐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提交《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组织的发展演变――以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为例的考察》一文，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的建立虽然得到官厅的支持，但并非遵令而行，更多的是工商界人士的主动行为；天津的新型工商同业研究会所，在一定程度上着眼于整个工商界的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这一时期工商同业研究所不同于传统行会的一大特点。作者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具有双重色彩与过渡特征，并指出这种双重性与过渡性在沟通同业、加强同业感情，以及促进本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催生了更多的同类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刘俊峰的《孙中山与盛宣怀银行建设思想之比较研究》，比较了孙中山、盛宣怀在银行建设方面思想的异同。作者认为，虽然孙、盛都认识到了传统票号、钱庄等金融组织的缺陷与外国银行在中国的重大影响，但他们对传统金融组织、外国银行和外资、中央银行、银行与实业关系的认识不同，由此也导致二人在实际行动中的不同做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姚会元、王春雷的《清末“外债”与辛亥革命》一文，探讨了清末“外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指出清末“外债”不仅反映了经济上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而且影响中国社会及其根本走向：“外债”激化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催化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列强敌视辛亥革命，妄图以外债为工具插手中国内政、破坏干涉革命，最终扶植袁世凯攫取了革命的果实。 　　湖北社会科学院徐凯希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和汉口为例，论述了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城市建筑业发展的关系，说明辛亥革命促进民初产业革命高潮的来临，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促进了沪汉两地的开城筑路与城市建设，从而对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2． 对辛亥革命时期政治的研究有所深入。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廖大伟探讨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他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作为论述线索，考察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二元制权力结构。从各省联合会的具体行事和文本设定、孙中山对民主政治的认同、临时总统的选举与就职体现出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以及临时总统与临时国会的分权制衡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民主政体，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并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取向和实践，是来自社会的公共需求，来自民众的内心动力，是民主意识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民初政治较之晚清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设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其意义重大，它是在一个从未尝试过民主政治的国家所取得的，给后来留下的是一个难得的较好的范例。 　　首都师范大学邱远猷论述了《鄂州临时约法》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思想、制定经过、基本内容，剖析其意义和局限。他认为：《鄂州临时约法》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与《革命方略》为指导，强调人民的各种权利义务，仿三权分立原则试图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湖北地区的诞生。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重要文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可以说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雏型，但此约法也存在着未能将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反帝等内容列入其中的严重缺陷。 　　武汉大学吴剑杰再次讨论张之洞与革新党的关系，指出张之洞的所作所为无疑为武昌起义的发生准备了某 　　种精神上物质上的客观条件，但他对一切危害清朝统治和社会稳定的社会势力，包括革命党和急进的维新党，都采取软硬兼施，即镇压与劝导交相为用的办法，立场极其坚定，态度鲜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英铨对辛亥革命中幕僚精英群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有所阐述，指出该群体不仅是武昌首义后北京政治的主角，也直接推动了共和体制的建立。武汉大学萧致治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功绩再次给予高度评价。 　　还有学者挖掘和利用了一些过去较少注意和利用的新材料，丰富了相关研究。日本千叶商科大学赵军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的日本军人青柳胜敏写的意见书，结合其它相关史料，探讨了日本军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从事满蒙独立运动的动机与相关活动，从新的侧面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