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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内容探析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中保障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现代刑法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已成为现代刑法文明化的标志之一。在传统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仅涉及到实体法的内容。但实际罪刑法定原则天然包含着程序价值，我国应借鉴英美及日本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赋予罪刑法定原则以程序内容，同时应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上升到宪法层面，以匡正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以及其程序层面在该原则中的应有地位。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罪刑法定；程序保障；宪法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２０11）03－００32-06 　　自我国1997年《刑法》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探讨主要是围绕其实体内容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有些成果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之相对，在实体内容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却鲜有人涉足其程序内容。而实际上，程序法的保障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该原则本应包含程序内容。但遗憾的是，由于该原则仅规定于刑法中，受法律门户之见，其程序性内容至今未受到重视。有鉴于我国司法实践出现的大部分侵犯人权的现象是由于程序保障不力所致，本文提出，应借鉴英美及日本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匡正程序性内容在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应有地位，通过对国家刑罚权实体与程序的双重限制来实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程序内容提出的合理性根据 　　（一）罪刑法定原则天然蕴含着程序的内容 　　首先，作为现代刑事法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其设立之初便蕴含着程序的独立价值。对于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王约翰（John，1167―1216年）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第39条，它确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基本思想。[1] 由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法治思想的理解不同①，最后导致英美法系通过正当程序原则来体现其罪刑法定，对其实体侧面与程序侧面均予强调；而大陆法系则仅强调其实体侧面。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本应是体现为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的原则。这是因为，第一，罪刑法定原则实体内容的完善，只是为该原则的实现确定了必要的前提，而其具体实现仍然需要正当程序的保障。第二，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人权，防止国家运用刑罚的手段对个人权利进行肆意干涉，“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为限制国家刑罚权而提出的刑法基本原则。”[2] 而法律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制约一般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从实体层面上规定国家权力的范围，明确其职责，将国家的行为控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是从程序层面规定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及权力部门的相互制约关系，使国家的行为按法律规定的步骤进行。这两个层面的立法是否完善以及两者的融洽程度直接影响着能否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形成有效的限制。那么，具体到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问题，也自然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天然地蕴含着程序的独立价值。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罪刑法定原则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甚至于实体正义的实现要受制于正当程序。 　　其次，罪刑法定原则的实体内容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有利于被告人。一方面，这是该项原则追求保障人权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一点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五个派生原则的具体内容中也可以得到充分证明。法律主义禁止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禁止溯及既往与禁止类推适用都是禁止对行为人不利的溯及既往与类推适用，而对其有利的溯及既往与类推适用却被允许；明确性原则要求刑法法规的内容按照通常人的理解能够明确其含义，使人们能够预测其行为的后果进而保护公民行动的自由；而刑法法规的正当性原则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及禁止残虐的刑罚。从以上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宗旨的。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刑事诉讼领域的改革与理论发展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利”、“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精神展开的。那么，在刑事程序法体现出来的，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基本精神是否就与罪刑法定原则没有任何关联呢？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在刑事诉讼法领域的合理延伸与必然结果。该原则一方面在国家的诉讼程序启动之前，通过在实体层面确定犯罪的范围及处罚的方式，来预防国民不被任意地追诉和处罚，以防止其擅用；另一方面在国家的诉讼程序启动之后，通过对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何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诉，以及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等程序设计来防止其误用，以实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