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丈夫和高中妻子故事.docVIP

初中丈夫和高中妻子故事 　　我和妻子高延萍已相伴走过了34个春秋。如今，年过花甲的我们依然相亲相爱，每次出行，总是手牵手，人们都夸我俩真是一对相濡以沫的好夫妻。 　　是啊，我们确实是一对恩爱夫妻！因为在34年的风雨人生路上，我们是同甘共苦、相互搀扶着一路走来的。 　　庆祝领结婚证，只吃了两个烤红薯 　　1979年，我和高延萍相恋。那时，我在鄂西一家三线水泥厂当工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初中仅读半年就因“文革”而失学。而且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有6个兄妹，由于属多子女家庭，家底儿薄。而高延萍是高中生，在一家企业当会计，长得也十分漂亮。 　　当时，一些人都认为我们俩谈恋爱不般配，高延萍的一帮闺蜜甚至劝她趁早和我分手。可高延萍却说我是一个爱学习、有上进心的青年，还说我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靠得住。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冷嘲热讽，她都不为所动，坚持和我相爱。不久，我们的恋爱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时，高延萍的母亲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我在城里没有房子，而我们厂离城区又有9公里路程，怎么结婚？她是心疼女儿结婚后，每天往我们厂来回奔波太辛苦。 　　我听了后十分沮丧，自己是个外乡人，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在城里解决住房问题。在厂里，我也不具备分房的条件，只是几个同住在单身宿舍里的工友都陆续结婚搬走了，才给我留出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 　　高延萍见我为此焦急烦恼，就劝慰我：“没有房子不要紧。结婚后，我每天骑自行车往你们厂里跑。从今天开始，你就教我骑自行车吧！” 　　我为高延萍的深情大义和坚强而感动不已，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顿时放了下来。 　　1980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高延萍一起去领了结婚证。从民政局出来，揣着鲜红的结婚证，我对妻子说：“我们上餐馆去吃一顿，共同庆祝一下吧！”妻子说：“没有必要，你我下午都要上班，还是随便吃点什么吧！”这时，妻子正好看到路边有一个烤红薯的摊子，就说：“我们买两个烤红薯吧！”我知道妻子是真诚的，就走过去买了两个烤红薯，一人一个吃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大喜日子的午餐，它也象征着我们结婚后的日子，会像烤红薯一样又香又甜。 　　妻子的帮助理解和支持，使我这个水泥厂工人改变了人生命运 　　结婚后，受妻子的鼓励和支持，我开始走上了业余创作的道路。 　　当时，投稿都要用方格纸一笔一画地写出来。可我初中只读了半年，文化程度太低，字也写得丑，拿不出手。所以每篇稿件写出来后，都是由高中生的妻子帮我抄写。在抄写过程中，妻子还将我的错别字逐个予以改正，并告诉我错在哪里。 　　平时，妻子还注意帮我搜集素材。有一次，妻子在乡下的老表来访。妻子在了解了老表的近况后，觉得他的生活经历值得一写，便一一向我介绍，并催我尽快写出来。于是，几天后我写出了第一篇小说《老尖的婚事》。后来，这篇小说伴随我的儿子出生，发表在一家文艺杂志上。从此，我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的劲头更足了。 　　改革开放之初，妻子所在企业下属有一个小店，开始实行责任承包制。当月，有少数未完成任务者少拿了一些工资。因妻子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少拿工资的员工就把怨气撒在妻子身上。妻子受了委屈，并没有在我面前哭诉，而是从中发掘了一个好的素材。她详细告诉我事情的原委，让我写出来。于是，我写成短篇小说《小店风波》，发表在《湖北日报》文艺副刊上，在我们小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妻子的帮助下，我创作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1985年，当地宣传部门将我从水泥厂调入市群众艺术馆，并且很快给我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调到市群艺馆后，担负了全市的文艺创作辅导工作。那时，正是风行“文学热”的时代，我们家成了业余文学爱好者的园地。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上门造访，有将作品带给我当面阅读，要我指点的；有专门来高谈阔论，探讨文学创作的；也有上门来诉说人生困惑的……那段岁月，我们家经常门庭若市，闹哄哄的。可我妻子非常理解，一点也不烦。有时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她特意将儿子带到公园里去玩；有的农村作者远道而来，她还热情地招待在家吃饭。 　　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我在工作中也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年年受到省、市文化部门的表彰。国家文化部当时办的杂志《群众文化》，刊出了报道我热心辅导业余作者的文章《滋人汤》。我们市电视台也拍摄播出了专访我的专题片。同时，我获得了“全国自学成才”证书，被湖北省作协吸收为会员。 　　我一时成了小城的名人，被选为市政协委员，还当选为襄樊市的人大代表，被襄樊市政府评为“党外人士岗位建功立业”标兵。 　　我知道，这一切荣誉的背后，都有着我妻子默默奉献的心血和汗水。 　　夫妻中年携手共渡难关，现在年过花甲依然相亲相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妻子所在的企业突然倒闭了，连一分钱的工资都发不出。我所在的单位也因僧多粥少，每月只能发300元的工资。当时，儿子在省城上学，每年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