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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藤更照见医患和谐 　　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 　　知识分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象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他的从医生涯，就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都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他人，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 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 　　初来杭州时，梅藤更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是一位曾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在良心责备之下，捐三千英磅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也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 　　医院门口排队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语言，就让病人哈哈大笑。梅藤更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梅藤更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一个叫‘小猫’的手术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而一个叫“万代”的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 　　1883年，梅藤写给教会的信中，他说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病人说：“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多能治得更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医院告别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 　　建新医院首先面临的就是钱的问题。募款很困难，他给圣公会写信，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 　　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持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向自己的私人朋友募捐，麦克莱爵士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生前他想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为了满足这个遗愿，这位父亲捐赠了一万英磅。有了这些钱，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 　　医院开始吸引中上阶层的患者，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医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敌对的气氛就消失了。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曾纪泽、沈桂芬都与西医私谊亲厚，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闺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慈禧提供万两白银襄助。实用主义的思想之下，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 　　广济医院的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医院状况稳定之后，梅藤更开始兴办教育，建设广济医校，学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大都减免。 　　梅藤更与圆通寺方丈交好，购买寺庙土地，在西湖之上，保?塔之侧建起麻疯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