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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过去与现在 　　[摘 要]黄宗智先生2010年出版的《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一书是作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新近之作。书中三大历史性变迁引起的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和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分析等理论颇具创见。 　　[关键词]隐性农业革命；三大历史性变迁；小家庭农场；黄宗智 　　一 　　黄宗智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研究专家，其鲜明的研究特点是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吸收各种理论在研究中国实际中的合理成分，提出自己从实践出发的学术观点和现实关怀。本书是这一研究进路的又一力作，用作者自己的话就是“偏重事实，也可以说是偏重实践，区别于理论建构，乃是本书所要提倡的研究进路。”[1]231本书力求克服在科学主义占据霸权地位的今天，“社会科学”研究者多倾向于探寻简单机械性的单一推、拉动力的趋向，寻求现象背后的“来自几个不同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历史趋势的交汇”[1]3。 　　作者在1988年之后虽然把主要精力从社会经济史转入法律史研究，但最近十年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关怀。特别是在2009年初完成了其法律史第三卷的中英文稿之后，便把主要精力转回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上来。从研究脉络上讲，本书可以算是其继《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之后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第三卷著作，但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本书与前两卷的不同，“本书与其说是前两本的第三卷，不如说是从历史视野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初步思考”[1]2。 　　二 　　本书主体是由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多篇关于从历史视野探讨中国农村现实问题的起源和出路的论文构成，书中深邃的理论、丰富的数据、合理的论述实难以全面精当的重现，只能简要的加以概述。全书分为导论、第一编：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和第二编：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三大部分。 　　本书第一章导论第一句便显示了作者一贯的理论主张，“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1]1不同于其以往的过密化研究，作者在本书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之后，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其结果是“中国农业总产值已经多年持续增长，在1980-2007年间达到年平均5%的增长率，上升了5.1倍，劳均产值则更多，其幅度要比经济史上的其他农业革命都来得大。”[1]237进而作者对中国农业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作者提出中国农业同英国甚至是同属亚洲的日本、台湾、韩国都有很大不同，而这些不同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近代以来的农业发展成果都被飞速增长的人口所蚕食，农业增长只能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是总产量的增长，而不是劳均产量或产值的增长。中国农业最终与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情况较为相似。中印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度造成印度45%的农业从业人员属于无产者，而其中的一半处于贫困线以下。 　　第一编：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包括第二到七章。第二章《18世纪英国与中国：两种农业系统及其变迁》主要比较了中国与英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英国农场规模平均可达长江三角洲农场规模的100倍[1]27，丰富的土地资源造就了英国资本密集化的种植业与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长三角地区几乎是单一的劳动密集化的种植业经济，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种植粮食作物可以在单位面积耕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本章中作者还批评了李中清等关于18世纪中英人口问题的观点，李中清认为18世纪中国的人口行为和欧洲基本一致，其死亡率与欧洲相当，生育率则更低于欧洲。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他们对于溺杀女婴的特殊理解：首先，把溺杀女婴建构为“产后堕胎”，同时，把溺杀女婴视为一种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1]49。而实际上中国和英国的情况是有很大不同的，溺杀女婴的行为主要是出于贫穷。同时李中清等忽视了中国这一时期各种战争与灾害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 　　第三章《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与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中，作者主要评价了新古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学理论，同时总结了中国农业的过去、现在。舒尔茨认为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因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一个稀缺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过剩现象。作者认为舒尔茨的理论缺乏实践经验，他所拟造的“零价值”劳动力稻草人[1]64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中国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使得农民为了生存即使边际收益再低，他们也会义无反顾的继续在土地上投入劳动。作者进而说明了人口过剩与分配不均的关系，他以共产党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