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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假说”检验 　　摘要：“结构红利假说”认为，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针对这一假说，以上海为样本应用偏离―份额法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法，检验了1978―2011年间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上海34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各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仅是阶段性现象，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低时期，产业结构变迁较为明显，其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 　　关键词：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偏离份额法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3-0017-07；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经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双转型发展阶段，以往通过要素投入推动经济粗放增长的模式，日益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市场的快速萎缩和大幅波动对中国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纲要。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是使经济快速增长，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对此学术界已有大量文献进行研究，归结起来其机制主要是科技进步、内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三个方面。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假设下，经济增长是劳动力增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提高了部门生产率，进而促使整个经济效率水平的提高。资源存在长期的有效配置，部门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不可能增加总产出，即不存在任何结构效应。而Kuznets （1979） 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没有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间的充分流动，不可能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Chenery（1989）认为，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Peneder（2002）则认为产业结构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在于：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从低生产率或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对于“结构红利假说”，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Salter （1960） 最早对英国1924―1950年间28个制造业行业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制造业间的要素流动显著促进了生产率增长。Timmer and Szirmai （2000） 分析了1963―1993年间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省13个制造业行业，发现结构红利假说只在印度得到了证实。Singh （2004） 对韩国1970―2000年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结构红利假说仅在1970―1980年期间显著。Fageberg （2000） 、Peneder （2002）等也得出结构红利假说不显著的结论。 　　在国内，郑玉歆（1993）最早对1980―1990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间的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郭克莎（1993）、胡永泰（ 1998）、蔡?和王德文（1999）研究中国农业和非农业以及三次产业间的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均肯定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吕铁（2002）发现1980―1997年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作用不显著。李小平和陈勇（2007） 研究了1998―2004年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资本转移促进生产率增长，而劳动力流动作用不显著。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2011）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苏振东、金景仲和王小红（2012）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阶段性“结构红利”，工业内部结构变迁则存在“结构负利”。 　　上述研究均从单个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中国地域辽阔，各省之间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差异甚至超过欧洲许多国家间的差异。同时，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差异很大，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吸引FDI，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而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多数省市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的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1][2]并且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中国地区间市场零碎分割现象十分严重。[3]因而，从一个省（市）的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假说”更具实践层面的意义。根据这一思路，本文以上海为样本，从区域角度来检验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假说”是否存在。 　　二、研究方法介绍 　　为把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