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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话语偏见分析 　　“自十九世纪以来我们也许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几乎还不能说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了。” 　　――阿里夫?德里克 　　福柯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话语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的范畴也随着话语实践而不断扩大。这一理念在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学的批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折射出东方中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及其运作的痕迹。 　　新闻、报道等文章同样身不由己地“处于话语的包围中”。写作这些作品的人都是参与话语活动的人。在大众媒体报道中，受到该媒体所处国家意识形态、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读者通过接受被“内化”的信息，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身处微观权力关系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分为三种相互交织的形式：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物的掠夺，新殖民主义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后殖民主义则主要归结为精神的彻底改造。常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这种文化侵略有时披着东西方文化平等友好交流的外衣，潜移默化地渗透极端的文化霸权主义精神。 　　 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借助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并将文化霸权纳入批评视野。萨义德吸收了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权力观念，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它是西方人在书写、研究、建构、控制和君临东方，本质上反映了东西方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不平等关系。 　　偏见是社会群体认知的一种形式。人生活在话语的世界里，同时又把语言成为文化身份、意识形态、权力竞争的空间，不再是反映客观世界和内心思想的透明媒介。 　　偏见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导致偏见，而偏见反过来能维护和巩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偏见原本是相互的，但由于“权力”的介入，权力优势的一方的偏见往往占主导地位，对偏见对象具有优越感。弱势的语言群体要么因发现自己原有的身份被社会所贬低而使对话偏向消极效应，要么被强势语言群体所支配而丧失话语权。另一方面，由文化身份、意识形态、权力竞争等因素产生的偏见运行在日常语言之中，形成语言偏见。 　　每个国家也都必须建构一个“他者”，才能安顿“我们”。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中国形象存在与西方的建构之中，西方媒体将发生在中国的现实内在化，建构为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论述”。站在本国利益的角度，常常将事实真相“断章取义”，对华报道便成为了中国同西方关系起伏的写照。 　　以权力为导向的媒体作为东方学的新手段，迫使西方读者将东方学对东方的编码作为真正的东方接受下来。媒体文本生产者所代表的权力、他们所持立场都会使文本中某些信息“重视”或“前景化”，某些被“忽视”、“背景化”。一方面，偏见不断通过大众媒体产生与再生，另一方面，受众又往往对很多通过话语策略所粉饰的偏见缺乏敏感性，以至于落入陷阱却浑然不知。 　　“由于世界对生活在电子时代的公民来说越来越畅通无阻，东方对西方公民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近，现在它已不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被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弄得支离破碎的地方。这一电子的、后现代的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东方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 　　任何国家因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都不可能不处在权力话语体系中。例如，中国近代把西方文化当做是是器用之学，辜鸿铭就认为“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弥此祸。”，这也是一种文化自大，是在反抗西方文化霸权中应该避免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我们不能走上传统的“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只能使东西方文化始终处在僵硬的关系中。 　　伽达默尔曾说过：“宽容并非弱者的表述，而是一种强者的表现。真正具有民族自信的民族，从来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只有一个国家对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才能成为文化强国，从而减少话语偏见。当文化开放时，不同文化在一国文化范畴内碰撞，使该国文化获得发展的灵感和动力，也相应提高了抵御外来文化不良影响的抵抗力。 　　德里克提出的“延异”的概念对于处理偏见问题也十分有借鉴意义。延异是一个不同物到另一个不同物，一个对立项到另一个对立项的位移和摇摆不定的过渡。通过延异，此者与他者由对立走到一起，两者相互渗透，使对立消解。所有的文化都是水乳交融的。正如萨义德所提倡的那样，我们应该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东西方二元文化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条路，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取消以一种文化为中心，边缘其他文化的模式，真正达到多元文化共生。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是丰富的文化瑰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