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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 开启广东思想解放闸门 　　 受命掌南粤，“摸出规律，搞出样子”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回到中央工作，他俩的职务分别由任仲夷和梁灵光接替。任仲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为什么要抽调任仲夷和梁灵光到广东做领导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任、梁谈话时讲了这样的话：广东现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需要人去加强领导，为广东和经济特区的起飞进行探索。 　　 行前，从10月31日至11月6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对他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走马上任之际，适逢全国实行经济调整之时。在这种大背景下，怎样加快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步伐？经过再三斟酌，任仲夷决定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从大局出发提出的经济调整方针，另一方面要根据中央赋予本省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发展生产和对外搞活。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以调整为中心安排我省的经济工作，继续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一步搞好特区建设，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 　　 特区就要“特”，改革莫缓，发展不舍 　　 任仲夷曾回忆说，令他印象很深的是，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 　　任仲夷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道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 　　 任仲夷认为，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 　　 1981年3月，任仲夷在广东省对外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办好深圳、珠海以及汕头经济特区，这几个特区应该比全省其他地方更特殊一些，更灵活一些，要先行一步，为全省甚至全国提供经验。在研究特区问题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任仲夷也反复强调，办特区，就是要让特区有点“特”。 　　 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排污不排外，“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1980年前后，广东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挺而走险走私贩私。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 　　 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经向中央领导请示和慎重考虑，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任仲夷没有传达。 　　 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任仲夷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任仲夷在这次会上提出了24字方针，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任仲夷1981年9月25日在广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说：“中央采纳了我们的对外要开放，对内要放宽，对下要放权这几句话。其实这三句话对每个省都适用，各省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应该对外更开放，对内更放宽，对下更放权。”他还提出了“三真论”：“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1982年，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任老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已经冲破了封锁，我们没有理由再闭关自守……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我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