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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需要清晰完整大战略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过去，是为了让历史的智慧之灯照亮未来，让我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准，以便更好争取和平美好的明天。 　　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但是，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因此，虽然清王朝对于自身生存发展重大问题上有一定战略思路，但对于“如何保全和局？如何徐图自强？”等核心问题，始终缺乏统一认识，没有总体设计，从而极大影响了清王朝的军队建设、战争准备、外交战略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行动。与日本相比，清王朝完全没有应付日本进攻的国防战略，更没有制定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在大战略上目标模糊、摇摆不定。 　　尽管与清王朝面对同样的局势，日本却采取了不同的战略，那就是“武力崛起”――与其如中国般沦为被侵略对象，不如加紧富国强兵，成为列强同伙。虽然日本武力扩张的道路不可取，但其目标明确、步骤清晰、步伐坚定的大战略运筹，既让后人高度警惕，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当今时代，全球各种力量相互影响日益紧密，世界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日趋明显，快速崛起的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处于战略摩擦的高发期。构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拥有全球视野以及目标清晰、系统完整、一以贯之的大战略，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国际斗争中积极主动、进退有据和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日本对中国存在的要害问题，竟然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得多，不能不让今人也汗颜！ 　　在腐朽的封建体制下，生产力不可能突破牢笼。社会要步入近代化，不仅必须采纳西方技术，而且不能脱离整个国家全面的工业化，也不能脱离西方国家中伴随工业化的各种规章制度。当文化自豪感让中国人看不到这些真理时，日本维新变革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追赶西方列强的三大改革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齐头并进。日本不但在军事装备、航运、铁路、电信等方面取得了成绩，而且在军制、法制、教育、政治、思想领域也厉行改革、除旧布新。 　　甲午战争正是对两国30年军事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总检验。清政府没有紧紧地把握好机遇，失败只是早晚的事。 　　历史如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绝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当前，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今日反思甲午战争之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