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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对人性觉醒呼吁 　　摘 要：人性扭曲与战争并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人性扭曲显而易见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本论文试在对《饲育》与《拔芽击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大江对人性扭曲的揭露与对人性觉醒的呼吁。 　　关键词：《饲育》 《拔芽击仔》 人性扭曲 觉醒 　　《饲育》是大江健三郎于1958年1月发表在《文学界》上的中篇小说，它使大江荣获了第39界“芥川文学奖”。同年大江健三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拔芽击仔》也震撼问世。关于这两部小说的大多评论都将其视为鲜明的反战小说，归在描写战争期间地方小学生的日常生活这一大的框架之下。然而笔者认为战争只是表面，只是为大江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特殊情景，战争的控述中隐含着更为深层的主题――通过对人性扭曲的揭露来呼吁广大民众觉醒。人性扭曲与战争并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人性扭曲显而易见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笔者认为对人性扭曲的揭露、对人性觉醒的呼吁才是作品的真正主题。本论文试从分析《饲育》与《拔芽击仔》的题目入手，来明确大江对人性扭曲的揭露、对人性觉醒的呼吁。[1] 　　《饲育》的题目本身很有寓意性，探寻“饲育”的含义也是深刻理解作品的必要环节。“饲育”看起来是指村民们像饲养牲畜一样饲养浑身一股牛臊味的黑人兵，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其表层含义。透过表象便可读出“饲育”的另一层深意。 　　随着与黑人士兵的不断接触，“我们”和黑人士兵之间渐渐熟悉并达到了朋友般的信任，产生了“亲切的、习以为常”的感情。正因为如此，当仗义的“我”听到镇里下达的处决黑人的命令时，便急忙跑去通风报信。但没想到的是，黑人士兵却将前来救他的“我”拘为人质。这最终导致“我”的左手被打了个稀巴烂。以此为高潮，经历了惨痛教训的主人公终于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黑人士兵并未因为村民的“饲育”而真正变得驯服顺从，而随着黑人士兵的出现“我”却在思想上“被饲育”。“我”渐渐看到了村民的软弱与妥协、意识到人性的自私与暴力从而成长起来，笔者认为这正是“饲育”的另一层深意。[2] 　　“战争突然支配了村里的一切”――临近篇末的这一表述将“饲育”又加以升华。在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村民们原本过着不受战争影响、轻松自在的日子。然而黑人士兵渐渐打破了村里的平静，使战争突然支配了一切。在那个战争年代，黑人士兵所代表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他正是战争的化身，是战争带来了这场饲育。少年像“早产的羔羊”在谷仓的床铺上苏醒过来的意象，体现了以黑人兵之死为媒介的“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3] 　　“蓬蓬野草把在峡谷底默默劳作的大人们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隐去”，那些纯真无垢的孩子们“却像一尊尊年轻的牧神耸立在我的面前”。我抬起泪眼，看了看黑暗中透着一丝微白的天空，走下草坡去找弟弟。这为读者留下了一线理想的曙光。在小说里，弟弟是被“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紧裹着的小种子”，被包裹的柔弱种子无疑是一种原始的未被玷污的纯洁，象征着光明与希望。主人公在经历了此番变故之后，渐渐看到了扭曲的人性，自我觉醒后的他选择了去寻找象征着纯洁的弟弟。这一末尾也启发读者进行自我觉醒。 　　比起《饲育》，作者同年发表的《芽むしり仔?ち》（即本文论述的另一部小说，本论文采用《拔芽击仔》这一译法）的小说篇名似乎更具深意。对大江这部长篇处女作的篇名翻译可谓是五花八门：如《拔芽击仔》《拔芽杀仔》《拔芽斩仔》《拔苗除籽》《摘嫩菜打孩子》《拔嫩菜打孩子》等，1995年光明日报社出版的由叶渭渠主编的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则将其翻译成了《感化院的少年》。若对这部小说不了解的话，单看题名，恐怕无人会认为《感化院的少年》与《拔芽击仔》是同一部小说。“芽”与“仔”指的是什么，又为何要对其进行“拔”与“击” 呢？大江给此小说取了这样一个颇让人费解的名字又有何深意呢？ 　　《拔芽击仔》以逃脱、逃亡为故事主线。“因为两个伙伴半夜里逃跑了”，小说由此拉开了逃亡的序幕。为逃离战争而被集体疏散的感化院少年在去往山谷村庄的途中，遇到一个因出现一个逃兵而驻足不前的预备役部队；村民们因瘟疫泛滥而撇下少年们逃向邻村；弟弟因为自己的爱犬被打死而伤心地逃脱了少年群体；“我”也在最后由山谷村庄逃进森林。 　　小说中人性发生了极端的扭曲，同胞被敌视为异邦人，“逃兵”最终未能逃脱被竹枪捅进肚子、“五脏六腑都流出来”的命运。当空袭日益激烈，战争呈现出末期症状时，感化院通知每位家长来领回他们的孩子，可是“大多数人的父母都不来领回连累自己的坏儿子”。“我”的父亲不但不接“我”回去，还把“弟弟”也送进来了。到了将要安居下来的村子后，以“村长”为首的一帮村民们对“我们”连猪狗都不如，他们像对待俘虏似的将“我们”前后围定，以防逃走。在传染病爆发后，村民们纷纷逃难，但他们为了防止“我们”跑掉，又居心叵测地用树根、木板、枕木、岩石等堆成了一道路障，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