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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董学”研究模式刍议 　　摘 要：董仲舒作为中国儒学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学术研究之意义为历代学人所重视。建国以来，董仲舒研究较为活跃，成果突出，其研究模式大致可以梳理为：“注经”模式、马克思主义模式、“以西释中”模式、“以中释中”模式等。这些模式相互交融，有效促进，共同推动了“董学”研究。 　　关键词：董仲舒;建国以来;“董学”研究;研究模式;述评 　　中图分类号：D83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1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家自治思想传统研究”（11XZS015）;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丰富中国梦的民族特色”（13ZGM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志建（1979- ），男，江西东乡人，西安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共枣庄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思想政治教育;石磊（1964-），男，陕西横山人，西安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汉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1]182-183其学术研究之意义历来为学人重视。建国以来，董仲舒研究异常活跃，议论迭出。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1月至今，全国各类期刊、报纸公开发表董仲舒相关主题的论文5100多篇，①发行董仲舒研究专著60余部，②还有很多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史方面的学术著作虽然不是董仲舒研究的专著，却也或专辟章节或简明扼要地对董仲舒思想进行了或宏观或微观的研究与探讨。纵观建国以来的研究，至少可以梳理为四种研究模式，现简要述评如下： 　　一、“注经”模式 　　所谓“注经”，即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2]395于董氏而言，所谓“我注六经”就是研究者根据其他典籍提供的知识，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手段来考据、佐证或阐释董仲舒著述，力求追寻董仲舒思想的原始意义，即“本义”;所谓“六经注我”就是研究者针对董仲舒的著述文字，发挥自己的理解，阐发自己的思想，即“我义”。“注经”是古籍研究的一种传统方法，也是中国古代思想阐释的一种经典模式。这里，主要是指向董仲舒著述的注释、版本校勘、辑佚、考据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研究的重心是董仲舒的代表性著述《春秋繁露》。 　　建国以后，大陆地区首开“注经”模式研究是钟肇鹏先生的《春秋繁露校释》（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200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校补本。钟肇鹏先生以清代武英殿聚珍本③为底本，以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④补校，书中所采历代《春秋繁露》版本计有19家之多，所引校注名家达20家之数，是迄今为止关于《春秋繁露》的校注采获最广、吸收各家之说最多的著作;[3]119其对董仲舒及其著述《春秋繁露》多有考辨，解决了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有关的诸多疑难，可谓是“繁露润泽千世，校释疏通百家”。[4]（扉页） 　　港澳台地区，较早的是台湾学者赖炎元先生出版《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该书以苏舆本为底本，以汉魏丛书程荣本、何允中本、卢文?本、凌曙本为辅本，互相参校，并采用浅近的现代文进行注译，使艰深难解的古籍变得易读易懂，促使当代人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文化，推动了《春秋繁露》传播和董仲舒研究。香港学者刘殿爵先生编撰出版《春秋繁露逐字索引》（商务印书馆香港公司，1994年），利用计算机程序，为《春秋繁露》编撰“逐字索引”，方便学者查询掌握文献资料，进行更高层次及更具创意的研究工作，是一本极富价值的工具书。 　　之后，一系列“注经”研究模式的著述纷纷出版发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陈蒲清校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岳麓书社，1997年），周桂钿、朋星译注《春秋繁露》（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阎丽译注《董子春秋繁露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朱永嘉、王知常著《新译春秋繁露》（台北三民书局，2007年），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叶平《春秋繁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周桂钿《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1年），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等等。 　　董仲舒研究者们的“注经”模式研究，一方面，不断完善董仲舒著述的文本，力图充分还原董仲舒著述的原貌;同时用当代语言诠释董仲舒思想，着力于忠实董仲舒思想的本义，也为其他人的董仲舒研究奠定了基础，极大地动了董仲舒研究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又强调董仲舒思想的现代阐释，凸显了研究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展现了研究者的“创新”，从董仲舒“旧”的思想蜕变演进出“新”的思想来。因而我们说，这种“注经”模式研究是极其必要而重要的。 　　但是，这种研究模式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我们重视与反思。一是语言文字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