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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清代法律新解释体系 　　一、黄宗智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先生开始进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在一次讲座中他曾说起：“从1988年开始，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史研究，转眼已经二十年了。”[1]在这二十年里，黄先生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做出了卓著的成就，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论文集《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不胜枚举的相关论文。 　　有学者甚至评价黄宗智先生引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风潮，“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们的研究共同体现了‘新法律史’的特征：在‘历史感’的关照之下，连接经验（广泛利用极富学术价值的诉讼档案）与理论（从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与之真正对话），提炼自己具有启发性的新的中层概念。”[2]在《美国历史学评论》2001年刊登的一篇书评中，戴蒙德说“过去的十年中，一场智识上的地震在中国法律史领域轰然发生。确切地说，它的震中位于洛杉矶。在那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的一群学者与博士生们，成功地从基础上动摇了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尤其是清代――法律的公认看法。”[3]黄宗智先生显然已是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本文所要评述的正是黄宗智先生的法律史著作《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二、档案材料中的诉讼案件 　　黄宗智先生曾说“我自己的研究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还没有发掘的或发掘不够的材料，然后找出新的经验信息。”[4]本书正是从一批鲜为人所用的资料开始的，这些资料包括：从三个县收集的六百二十八件民事案件有1760―1850年四川巴县的档案、1810―1900年河北宝坻县的档案、1830―1890年台湾淡水分府与新竹县的档案；为了比较，本书还使用了一些民国时期的法律案件，主要是1910年代至1930年代河北顺义县的一百二十八件民事案件；还有一些实地调查资料：1940―1942年日本满铁在华北三个村庄所做的实地调查，包括河北省顺义县的沙井村、栾城县的寺北柴村、昌黎县的侯家营村41件详细的纠纷。 　　正如作者在本书序中所说“诉讼案件和司法档案的开放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中国的法律制度”。作者在仔细阅读过这些原始资料后，发现许多现象无法用已有的理论观点来解释，于是作者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来解释这些实证材料。作者从这些材料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何种程度上，新近开放的法律案件可以印证清代国家对它自己法律制度的表达？”[5] 　　三、清代法律的表达与实践 　　作者认为正是清代对自己法律制度的表达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清代民事诉讼不多；一般良民是不会涉诉的，如果涉诉，多半是受了不道德的讼师、讼棍的唆使；县官们处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时候，一般是像父母亲处理孩子的争执那样，采取的是调处的方法，用道德教诲子民，使他们明白道理，不都依法律判案。但那些诉讼档案显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幅图像：民事诉讼案件占了县衙门处理案件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地方衙门处理事务之中的极其重要和占有相当比例的一部分；诉讼当事人大多数是普通人民，上法庭多是迫不得已，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非讼师、讼棍的挑唆；衙门处理纠纷的时候，要么让庭外的社区和亲族调解解决，要么就是法官听讼断案，依法律办事。 　　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清代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具有高度道德化的理想和话语，另一方面它在操作之中比较实际，能够适应社会实际和民间习俗，这也是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秘诀。 　　作者参考了一些他人的理论，但都没有机械套用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或修改推进已有的理论概念，或提出新的理论。“表达与实践”的分析模式受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论”影响，正如作者所言“熟悉布迪厄著作的读者知道本文这里使用的‘实践’和‘实践的逻辑’的出处”[6]；在书中作者引用了他与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及其学生寺田浩明的争论，滋贺秀三他们研究法制的方法是德国传统的法理学，强调情理法的结合，按照他的分析，县官扮演的是一个调停子女争端的仁慈父母的角色，而非依法判决的法官，县官的判决是一种“教谕的调停”。黄宗智先生认为滋贺秀三对情理法原理的分析，主要是对官方表达的分析，是有失偏颇的。不能把官方的表达简单等同于实践，清代的法律文化只有放在一个同时考虑表达和实践这两个矛盾方面的解释体系中才能得到理解。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黄宗智先生认为清朝的法官是严格按照清律来判决纠纷的，只不过他们会优先鼓励民间调解，如果纠纷一旦进入法庭审理，他们就会依法判决而不是扮演调停的父母官。 　　作者由此提出在处理纠纷的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之间，存在一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