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和交大西迁精神共性研究.docVIP

西南联大和交大西迁精神共性研究 　　摘 要：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选择的结果，西南联大的成立和交通大学西迁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交大西迁精神和西南联大精神的共性进行了研究，二者的共性主要体现为：追求卓越精神、爱国精神、团结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和严谨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交大西迁精神；西南联大精神；共性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49-02 　　在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迁校事件，分别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和交通大学西迁，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西迁精神和西南联大精神在高等教育学方面是一个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文化意义上则是一个既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又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重构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至近年来，“大学精神”逐渐在学术界的学术话语中凸现出来，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长期沉淀而形成的稳定的、为大学主体所认同和共同坚持的内在价值体系的精华、理想信念及大学特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的集中凝练的反映。 　　一、两校迁校的历史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陷入敌手，北大、清华、南开奉教育部之命迁湘，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任常务委员，集体负责领导。1937年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存续不足6个月，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亦多次遭日机轰炸，初步决定西迁昆明，1938年4月2日奉命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会主持校务，5月4日在昆明开学上课，直到1946年5月4日结束课业。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度过了8年多的艰苦岁月，它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唯一一所“与抗战相始终”的联合大学[1]。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仍然做出了公认的卓越贡献。这些贡献表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推动爱国民主运动、支援云南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 　　交通大学西迁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党中央确定我国的基本建设方针是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上海部分重要工厂、学校要内迁。周恩来总理在主持解决交大迁校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1956年以前不能不照顾到两点：国际形势及对旧的弱点的注意，那是方针。工业布局是放在内地，沿海紧缩，工业内迁，交大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2]对于中央的决定和有关精神，交大党委领导于当年5月进行了部署，并结合当时的新的形势，交大校委会提出了新的迁校方案即将原来的全部西迁改为实行一个学校，两个分部（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并积极组织实施。1956年6月初，交通大学先遣人员及家属到西安，1956年9月，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西迁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 　　在迁校的艰难岁月里，交通大学做出了很多贡献，主要表现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推动西部经济建设等方面[2]。 　　二、两校大学精神的共性 　　（一）追求卓越精神 　　西南联大和交通大学两校校训充分体现了追求卓越的精神。如果说“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而交通大学的使命则在于自觉传承老交大人工业救国的思想，以建设祖国西部为己任。对于西南联大来说：“刚毅坚卓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对三校精神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继承和弘扬，这一精神最能反映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无论是距“七七事变”爆发仅三个月后长沙临时大学即完成提议、筹建、组建到开课的所有工作，还是从长沙到昆明，实现了1 671公里的远距离整体搬迁。 　　这种精神也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交大人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风貌，它不仅体现在整个搬迁过程中，而且体现在整个后来的发展中。 　　在交大西迁的基础上，西安地区的部分高等学校，以交大为中心，也做了部分调整，交大的规模和师资阵容也大为增强，交大西安部分到1959年底，就发展为万人大学（在校人数达到9 524人），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创举[3]6。 　　50多年过去了，西安交通大学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大学，使西安交大成为开发大西北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成为国家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成功范例，成为中共中央表彰的全国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4]，它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正是交大师生追求卓越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爱国精神 　　在西南联大校园，教师学生中最为浓烈的情感就是爱国的情感，这种精神在西南联大经历了忧国――报国――学术救国的思路历程。西南联大人将自己定位在以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来保存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以文化的复兴带动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