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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长江防御体系 　　[摘 要]孙吴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下的产物。绵延几千里的长江防线，分别以上游的江陵，中游的武昌和下游的建业为中心，划分为三个防区。每个防区内部，又有若干重要的防御据点，这些防御据点，往往驻扎了为数不少的防卫部队，并且，孙吴还常派遣大将镇守。长江防线的构筑，使孙吴在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于曹魏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了数十年割据局面。但它的存在，也促成了江东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使他们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这也是孙吴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三国时期；孙吴；长江防线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地形与地势的好坏对战争的影响巨大。《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曾说过：“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杜佑曾解释说：“知地之便，知天之时。地之便，依险阻、向高阳也；天之时，顺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胜乃可全，又何难也？”[1]287他的这番话，道出了古代军事战争中影响战役成败最关键的三个要素――天时、地利和人和。为将者，只有熟知，并充分利用好这三要素，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长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地理坐标，它不仅是连接内陆与沿海地区的一条重要水路交通通道，而且，在军事战争领域，还经常扮演着天然防御屏障的作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曹操率领大军讨伐荆州，刘琮举众投降。听闻此消息，东吴的大臣们多劝孙权向曹操上表请降，其中一条原因就是“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治矣”[2]1261。依靠长江天险来防御曹魏的进攻，是东吴一直以来沿用的防御策略，然此时曹操占据了东吴上游的荆州一地，长江天险已非东吴独自占有，曹操可以随时率领水陆大军顺江而下，直驱东吴的心脏地带，严重威胁着东吴政权的安危。因此，东吴的大臣们才近乎众口一词劝孙权向曹操上表投降。可见，长江防线的是否完整，关系着孙吴的生死存亡。 　　以孙吴全盛时期的疆域来看，从长江上游的西陵直到入海口，绵延数千里。这么长的距离，如果沿江处处设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正如当时孙吴谋臣所认为的那样：“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2]1165整条防线看似距离很长，但紧要之处则不过数个，只要将这几处战略要地防守好，整条防线即可保无虞。这几个战略要地分别指的是上游的建业，中游的武昌和上游的江陵。孙吴正是依靠这几个基本战略要地，再辅以其他的一些防御设施和防御要塞，构筑起一条较为坚固的长江防御体系。 　　一、以建业为中心的东线防区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但他并未将国都定在武昌，却在同年九月，选择迁都建业。《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说：“（张）?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进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罔，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2]1246听了张?的说法，因为此地有帝王之气，所以孙权才定都于建业。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中孙权曾说：“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2]1246建业位于长江下游，靠近长江出海口，这里江面宽阔，水势盛大，并且河汊众多，极有利于大规模水师的驻扎和调动。这应该才是孙权立国之初建都建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为加强建业地区的防御，孙权早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第一次移驻建业时即在此地兴建了石头城，并“作濡须坞。”[2]1118 　　石头城是建业最重要的一个陆地防御据点。《太平寰宇记》中曾说：“石头城，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即此也。后汉建安十七年吴大帝乃加修理，改名石头城，用贮军粮器械。诸葛武侯使建业，谓大帝曰：‘钟山虎盘，石城虎踞，即此也。’”[3]1773 　　濡须坞建造在濡须水与长江的汇合处，濡须水的上游便是合肥。合肥在三国时期是魏吴两国的必争之地，若曹魏占据了合肥，就可趁势率水军沿濡须水南下，威胁孙吴的国都建业；孙吴如果占据了合肥，就可进一步挥军进击淮北，因此哪一方占领了合肥，哪一方就掌握了进攻另一方的主动权，围绕合肥的归属权双方曾有过数次交手。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军事前沿据点，又是防备曹魏水军由此南下的一道重要防御屏障，因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资治通鉴》曾指出：“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4]2256孙吴为确保长江防线的稳定，在沿江各重要据点均设置了军镇督，军镇督平时主要负责所戍守据点部队的训练、防守和军事设施的修筑。战时则可单独率领军队出击，或是协同附近其他据点的军镇督共同出击。黄武元年（公元2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