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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期刊转企改制中三个问题再认识 　　 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作为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中的“特例”，学术期刊办刊因面广点多，情况十分复杂，故而改制需审慎而行，特别需要处理好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体制改革与政府财政补贴、期刊发展壮大与编辑队伍稳定这3组关系，切忌为改革而改革，切忌图简单省事一刀切，牢记“欲速则不达”古训，因地制宜，因刊制宜，因学科制宜，因单位制宜，目标明确而措施办法多样，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稳步推进。 　　 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出版产业出版事业政府财政补贴 　　 张治国，西安财经学院《统计与信息论坛》编辑部，编审。 　　 　　“千呼万唤终出台”！这是笔者对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出台后的第一直觉反应。201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经过一年的运作，各地各部门积极稳妥推进改革。作为非时政类报刊中的“特例”，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通常称为“社科期刊”，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通常称为“科技期刊”，下文统称为“学术期刊”）因面广点多，情况十分复杂，故而在上述文件中被列入“特例”暂缓实施。经过一年时间的反复调研，多方听取意见，这个“特例”被纳入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一起经受改制洗礼。本实施办法从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实施办法、政策保障、组织领导几个方面对报刊编辑部（重点是学术期刊编辑部）的改制进行了宏观部署。从实施办法出台一段时间的社会反响来看，有总体肯定具体否定的、有提出各种疑问的等等，总之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笔者长期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深感此次改制“兹事体大”，不可不谨慎而行。学术期刊相关管理部门，切忌为改革而改革，切忌图省事实行一刀切办法，要牢记“欲速则不达”古训，具体实施中应因地制宜、因刊制宜、因学科制宜、因单位制宜，要目标明确而措施、办法多样化。 　　实施办法出台后，学术界、期刊界的讨论异常热烈。宋彦霞着重围绕转企改制后的期刊经营问题进行了探讨。[1]刘辉对学术期刊的公共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2]王兴全对学术期刊的主力军高校学报的改革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3]笔者也对学术期刊转企改制的难点及出路设计进行了论证。[4]此类文献很多，这里不再详述。为了稳妥推进此次改制工作，防止走错路走弯路，在学界对此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以下从3个侧面来探讨学术期刊改制问题，希望与同仁切磋。 　　一、对出版产业与出版事业关系的再认识 　　出版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它又大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人类文明的加速器。按照《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前言》中的说法，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5]我国是世界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墨子》中所说的“镂于金石，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即可看做早期的出版活动。通过俯瞰几千年的人类出版史，我们发现，出版既有产业属性，又有事业属性。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产业”的含义之一是“构成国民经济的行业和部门”。从古至今，人们从事某一产业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利”，像农民种地是为了获得农产品，工人制造产品是为了挣工资，商人经商是为了挣“差价”。说出版有产业属性，是说从事出版活动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产品（出版物），将出版物发行销售以获得劳动报酬。这在我国古代的出版活动中即可得到印证，如古代的“官刻”“私刻”和“坊刻”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出版的产业属性。出版活动的产业属性也大约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效益。“事业”的含义有二：一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二是“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事业（区别于‘企业’）”。本文所说的“出版事业”，更主要侧重于后一释义。在这一意义上，出版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传播科学文化信息，进行思想交流，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强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事业属性在我国古代出版活动中也显而易见，像“官刻”活动，统治者为了传播一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积累文化成果，常常不计成本，刻印发行许多大部头的出版物，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出版活动的事业属性约略可以看成今天所谓出版的社会效益。 　　出版的产业属性与事业属性，或者说出版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今天的出版活动中也明显存在着，只不过在各种出版活动及其成果――出版物中的表现不同而已。大部分的出版物两种属性都有，其中极少部分的出版物处于极端偏产业或极端偏事业的状态。比如，一般的大众读物，产业与事业属性都有，但更偏向产业一端；学术著作、学术期刊两种属性也都具备，但更偏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