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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华国族认同一个文化分析路径 　　摘 要：文化是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促成民族成员之间相互认同与凝聚的核心力量。以百年共和为时间轴，以海外华人国族认同①为主题，通过分析其过去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及将来的挑战，不妨将人权、民主、自由等“普适性”价值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价值融于一体，即以“尊重”和“平等”作为华人社会价值支点与导向，藉此求得“礼”文化的浴火重生及一个“知好礼”家园的实现。 　　关键词：海外华人；国族认同；文化兴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51-06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是“共和”制度在我们这个具有泱泱帝制传统“老大帝国”现身暨运转一百周年。对中华国族而言，这一百年的多数时间充满了辛酸与磨难。期间，身心游弋于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海外华人对于己身国族认同也是几经沧桑。反观海华祖籍国，在辛亥百周年时，中共中央已制定了“文化兴国”战略目标，并就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与管理做出批示。同时，中国经济建设已经实现GDP总值居世界第二，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如何为海华群体树立具有向心力的文化价值支点成为中国政府需要审慎思考处理的一项利害攸关事宜。 　　本文旨在百年共和的历史背景之下探讨海外华人的国族认同，即在国内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时期，在新时代中华文化价值培植树立过程中，思忖如何做到既能够有效汲取源自西方的人权、民主与自由等普适性价值理念，又能够及时反哺己身自有的礼乐文化营养。对内，适当融入国际元素，让国内社会具有更开放、更多自由（例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②）等人性化良性特质；对外，在国际社会上，融传统于现代，以传统为基石，以现代为楼宇，为（广义）“大外宣”融入更多的价值内涵与道德意义③，从而为海外华人营建一个和谐且“知好礼”的精神家园。 　　二、海华在国族认同方面的成绩 　　（一）1840-1949：国运多舛，魂牵梦萦中国心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中华国族即陷入悲戚苦痛之境，内忧外患不断，乃至几度深陷于存亡绝续之关口。其中原因既有内政因素（如满清王朝的腐败愚钝与颟顸治国等），也有外族入侵主因。在此期间，国民流离失所不知其数，而远渡南洋及欧美诸国是当时国人谋生或逃避战乱的一个不得已选择，也因而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海外潮。据丘立本估算，从鸦片战争到二战前夕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国际迁移每年有10万人之多，总人数多达1000万[1]（pp.23）。期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移民形式主要为契约劳工（俗称“卖猪仔”）。到了20世纪前后，除了华工形式移民，出于救亡图存考量，不少知识分子也纷纷南下或东渡，甚至远赴欧美寻求救国治国之道，不少人因从事革命活动而滞留他国成为华侨。巴格内（Bagne，1969）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模型可以对此类迁移有所诠释[2]（pp.1222）。 　　纵观这一艰辛时期，虽说国运多舛，但海外华人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中华国族有着高度认同，自觉自动视自己为中华国族“内群体”（Ingroup）[3]（p.33）成员，为各个时期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海外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参与和支持为例，革命前后，南洋华侨建立起众多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传播中华文化，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南洋一度成为中国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在海外进行革命鼓动的一大基地。此后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斗争，无不闪现着海外华人勇赴国难的身影。 　　简言之，在这一时期，虽说国运跌宕，但海外华人对中华国族一直抱以眷恋之情且毫不动摇地认定自己为中华国族当然的“我群”组成份子，始终怀有一颗魂牵梦萦的中国心，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可谓毁家纾难而在所不惜，义功缨冠却无请赏之意。 　　（二）1949-1978：叩问乡关，飘零的中国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囿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制约（例如东西方“冷战”开始）及新中国自身在国内外政策操作方面的特殊性，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中国与众多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除了与所谓的几个同道国家之外。结果导致，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一方面，中国大陆向海外移民基本终止，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也基本隔断了联系，海外华人一度再次面临沦为“天朝弃民”之嫌，兼及海外华人居住国（尤其是南洋诸国）陆续针对（华人）移民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此前从中国大陆移民出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向居住国宣誓效忠，并相继取得了相应居住国国籍，即在政治认同方面与居住国基本保持了一致[4]（p.1）。但在文化认同方面，那个时期的海外华人大都对中国依旧持有强烈的认同感，因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不一定是对立矛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