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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恨水写实追求与新文学作家批评 　　摘要：张恨水从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启发，增强了小说的时代感和真实性，同时保持了通俗小说重道德批判的品质，体现了建构理想人格、企求社会稳定的愿望。张恨水将现实写真与浪漫传奇相结合，让读者在情趣描述中接受道德启迪。但在左翼理论家的批评声浪中，他淡化了自己的写作个性，挤压掉所谓非写实的因素，从而限制了自己艺术才能的发挥，这是过于强调写实文学功利性从而桎梏作家审美趣味的表现。 　　关键词：张恨水；写实主义；真实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169-007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即写实主义，下同）逐渐发展为文学的主潮，围绕着现实主义这个轴心，新文学作家展开了一系列论战[1]885，以维护现实主义的权威。在新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的批评声浪中，张恨水是被排除在现实主义的大门之外的。为张恨水辩护者，大多从他对中下层市民苦难生活与反抗情绪等现实批判性方面突出其进步意义。（1）本文认为，这只是他写实的一个部分，而他对都市化进程中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交汇时期人的道德失落的批评以及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审美品质才是构成其自身独特写实形态的主要标志。 　　一、对现实主义的接受 　　张恨水步入文坛之时，正是“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五光十色的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欧洲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也翩然而至。它具有“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现状”，如实描写“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特征，从而受到新文学倡导者的大力推崇。他们认为，文学唯有描述真相，才能让读者真切地认识人生、“改良社会”。[2]可见，从选择现实主义始，新文学作家就赋予其变革社会的使命。在救国救民的时代情绪的激发下，现实主义文学迅速主导文坛，成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同义语。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人物沈雁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他特地撰文称写实派“把人生看得非常严肃，对作品里的描写非常认真”[1]130，并批评流行于文坛的《礼拜六》、《星期》、《半月》等鸳鸯蝴蝶派（2）通俗刊物上的小说在思想上的错误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他认为，现实主义是正视人生的严肃文学，而通俗小说则是逃避人生、非写实的无聊文学。这种观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态势。他们强调，写实小说要“用解剖学心理学手法，写唯物论进化论思想”[3]。而言情、黑幕、笔记类小说多是警世劝俗、谩骂、讽刺，不能体现健全的人生观，“全以娱乐为目的，讲不着什么人生大题目”[4]，是“无思想”[5]的东西。与此相反，“近代写实小说的目的，是寻求真实解释人生”[3]。由此可见，在对待写真实这一现实主义核心审美属性的认识上，新文学作家与通俗小说作家是存在着分歧的。通俗小说作家的理解是取材十之八九为真人真事，特别是将名人轶事稍加修饰就纳入小说。这是一种新闻报道式写法，读者可以“将书中人物，一一索隐起来，当作历史一样来看”[6]232，以获得索引的快感。针对这种观点，茅盾指出，不需要取实事做小说的材料。[1]132周作人也就当时出现的黑幕小说，告诫读者：不能一味暴露黑暗实事，而应揭出黑暗的真相，描写社会的病根。成仿吾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要捉住内部的生命”，“要使一部分的描写暗示全体，或关连于全体而存在。”[7]概言之：写真实不是“有闻必录做生活起居注式的自然主义繁琐描写”[8]，不是“记账式叙述”[1]90，而是透过纷繁、零碎的具体现象，达到对生活根本意义的宏观把握。这样的真实才能对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力。而言情、武侠、黑幕等通俗小说，是奇闻异事，是怪诞的、偶然的，不符合现实主义信奉的科学原则。更重要的是，它们非但无助于批判现实，反而易使人产生幻觉，特别是它们在市民中的轰动效应巨大，潜在的负面因素也更为突出，故必须作为对立面加以摒弃。 　　茅盾等新文学作家援引西方写实主义理论作为尺度，以左拉、司汤达、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为典范，将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旧文学的符号加以拒斥，是五四“整体性反传统思想”[9]在写实文学领域的体现。它指出了通俗写实小说的某些缺失，却忽略其在特定时代、特定情境下存在的合理性。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以传统思想为本位进行道德劝善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如从林纾翻译的狄更斯等人的小说中获取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像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包天笑的《一缕麻》都提出了妇女问题，思想蕴含新的因素，就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古旧、无意义。现实主义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特征，如果说通俗小说侧重对具体人物、事件的感性描写，它对人物的刻画或许达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的具有心理深度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10]，但是却展现了清末民初、五四前后的人生百态和生动的风俗图，其中也不乏有揭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