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书院导游词-新亚书院由谁创办.docVIP

东坡书院导游词-新亚书院由谁创办 　　《中国经济史》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笃实。 　　可以说，钱穆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强调要在文化一体性中做研究，看重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将其流变沿革视为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支撑此种大视野、大气魄的史识史见的，是钱穆对浩若烟海的史实史料的娴熟掌握与融会贯通。例如，谈到唐代经济时，除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唐律》等常见史籍，连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柳宗元与陆贽的文章、《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等类书，这些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钱穆也能信手拈来，发掘材料，释疑入题，而且如叶龙所说，钱穆先生“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 　　毋庸讳言，钱穆在裹挟与洗刷了所有个体人生轨迹的时代洪流面前，依然从传统中苦苦寻求应对时代变迁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回避殖民地香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新文明的挑战。这种内心的矛盾、挣扎、困苦与彷徨，在讲稿中亦处处可见。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 　　不过，钱穆的“博古”并非“好古”“嗜古”，更非无原则地“厚古薄今”“恃古昧今”“背时复古”，而是由“稽古”出发而至“知时”，观其会通，用乃随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乾嘉学派钱大昕所点出的“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的“俗儒”“迂儒”之弊陋，真正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值得注意，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是非曲直的判断与评价，难免牵涉史家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对比汉唐两代经济政策时，钱穆将之分别比作“不准人民太富有”但节制资本的苏俄共产主义与“不让人民太穷”又不节制资本的美国资本主义。在讨论唐代两税制时，钱穆感叹“以付税给政府而言，大家一律平等看待……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 　　钱穆对新生“主义”所抱持的种种不理解、不认同、怀疑与顾虑，很难说与他在1949年夏天的际遇全然无关。 乞食团，托钵僧 　　包括叶龙在内的许多人，因为进入新亚书院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年新亚的创办，及其后来的发展，则与钱穆先生的后半生牵连纠葛，难以解开。 　　1949年，54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张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并已约好原浙江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和原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崔书琴等人。 　　“本无先定计划”的钱穆当即决定赴港，稍后却在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与胡适、傅斯年一道被点名，归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终其一生，钱穆对此耿耿于怀，但单枪匹马、一介书生的他，当时万没想到自己再未能回到故土。 　　其后，吴文晖中途退出到中山大学任教，张其昀因台湾方面聘其为“教育部长”未能赴港，谢幼伟又到印度尼西亚《自由日报》任总编辑。到当年10月10日晚开校上课时，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倒成了院长钱穆、教务长崔书琴的筹办之功。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由钱穆亲自主持。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的无锡口音，看院长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却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 　　回忆这段往事，钱穆坦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自己见到许多因为战乱而流亡滞留香港的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实在不忍见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彼时，学校的学生多从难民营而来，根本付不起学费，只能帮学校打杂工以代学费，学校又为八成学生减免学费，难免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目睹学校创办全过程的新儒家主将徐复观称学校当年就像“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直至次年得上海商人王岳峰义助，租下九龙深水桂林街61号、63号、65号的三、四两层为校舍，才得以由夜校变为日校，并改校名为“新亚书院”。 　　纵然条件稍有改善，根据新亚书院第一批三位毕业生之一的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