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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丁文档 2010年八月份友情收集 O(∩_∩)O豆丁网友友情分享欢迎阅读 不屈不挠的声音——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宁波广播电视大学04新闻传播9号李瑛摘要：早已超过百岁高龄的《大公报》是一本典型的“近代史”，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报纸，她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而在她的104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有许多人认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不支持抗日的，本文由此入手，通过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其在抗战时期的进步性。关键词：大公报 抗战时期 不屈不挠的声音 正文： 一九零二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历经沧桑，饱览世事，用她自成一格的方式记录下了中国浮沉百年的近代史。而在这104年充满烽烟的路程中，抗日战争时期又是《大公报》在新闻领域创造出最多辉煌的时期，是其报史上最值得被铭记的一页。 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公报》报馆辗转于天津、上海、汉口、桂林、重庆、香港，曾先后六次进行迁址。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报馆一次次毅然放弃控制区的全部固定资产，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回不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大公报》从来没有在敌人的统治下出版过一天。1937年，上海的《大公报》因为抗议日军的新闻检查制度，决定自动停刊。停刊的社论中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我们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社评中还写道：“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明训我们《大公报》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1] 其实《大公报》的爱国与抗日的思想，在整个抗战时期是贯彻始终，坚定不移的。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大公报》的报人就开始对日本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预见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当时报纸的三位主编是曾留学日本的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他们在为《大公报》撰写发表的社评和论文中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早晨七时，张学良就在北平的协和医院单独接受了《大公报》记者胡政之的采访，二十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学良对本报记者的谈话》。《谈话》中驳斥了日本侵略者栽赃中国军队挑衅的无耻行径，揭露了他们借口发动事变的谎言。之后，《大公报》又以大量铁一般的事实，连续报道了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暴行。 《大公报》除了在社评与消息中强烈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她还进一步地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在日本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在社评《望军政各方大觉悟》写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民，一笔误国殃民帐，实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频临，兆民水火，国家人格被污尽，民族名器被毁尽！”[2] 《大公报》当时的总编辑张季鸾在事变发生后，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编辑部会议，在会议上他们针对事态发展，商讨了相应的对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公报》此后的编辑方针，确立了她此后在抗战中贯彻到底的言论立场：“国家已到紧要关头，报纸应负起郑重责任。”[3]此后，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更成为《大公报》的主要内容。 从1932年1月1日开始，《大公报》专门开辟了“本报特辑”一栏，连载对日本非常了解的王芸生所编撰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王芸生为了写这部著作，曾广泛搜集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多次来往天津和北京，查阅了当时两地所有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资料，走访了能够找到的曾经参与过两国外交活动的前清和民国外交官员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撰写出了这部中日关系与日本侵华史相结合的史书。这本书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开始写起，直到1931“九·一八”事变为止，详述了当中六十年两国之间发生的重大的交涉事件。《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自1931年9月起逐日刊登在《大公报》上，连续刊载了两年半。每篇正文前还冠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等字样。王芸生在书中指出：19世纪之初，中日两国的情况本来很相似，因两国的统治者所走的道路不同，兴衰迥异，演变而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4]王芸生又用“往者不可谏，来者大可追”的历史观念来警醒当时的中国人，要人们看清日本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行径的历史根源，不能采取“历史糊涂主义”态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大公报》刊出后，影响非常深远，后来，这本书还成为解放区惟一的一本研究日本问题的珍贵史料专刊。这个时期《大公报》的抗日救亡宣传报道，充分宣示了日本侵华的非正义，为推动中华民族作好全面抗战准备及如何准备等起了极好的导向作用，而其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公报》是始终坚定不移的从事抗日爱国宣传的。日军发动卢沟桥发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公报》及时报道国共两党的抗日战况，大量地刊登了有关抗日的文章，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大公报》秉承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