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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历史与写作教学 　　近些年高校写作教学的发展可谓飞速。追溯三十年前，大学写作教学在高校的地位非常低下。低下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三无：无人教，无教材，无学科。写作教学界的前辈为改善此种状况做出了辛苦的努力：为建立写作学科不断呼吁；组织编撰各种写作教材，丰富了写作理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高校又纷纷引进著名作家或编辑家或媒体人充实写作教学一线，他们鲜活的教学方法，切实的写作经验，对高校写作教学状况的改善和提高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但写作一事正如许多著名学者大家所说，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自古以来“文无定法”。陆谷孙先生在《作文难》一文中说，教了三十多年的书，结论是作文这一课最难教。因为写作“是皮相之下许多深沉的主观因素的综合，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养成过程”。所谓主观因素，他认为“包括独立的人格，善感的情绪，敏悲的资质，素心烂读的积累，对清浊巧拙的判断，独特的手眼以及强烈的表达愿望和快感”。林语堂先生和他有异曲同工的见解：“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抛开，暂时不必顾及小节，专在心灵上下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他怎样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使他成为作家的。我们必须越过写作艺术表面而更进一步，我们在做到这一步时，便会觉得写作艺术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整个文学思想、风格、情感和读写的问题。”从上面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需要写作者思想、文化、知识的综合素养；也需要对文学感觉包括语感、观察、感受、想象等方面的能力培养；而不仅仅是掌握一种技能的问题。建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才可能正确处理好写作者的精神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关系，写出真正的好文章来。 　　基于此，写作课也成了一门高难度的教学工作。但专家学者的理论也给了我们一个启迪，写作是不可能在课堂上完全完成的一门课程，对写作者精神境界人格品位的提升，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责任和写作者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写作课的教学，更应以具体的写作的实用性学习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在解决了这个写作教学应准确定位的首要问题之后，可以尝试在具体的写作教学活动中，将写作理论教学与写作历史发展、写作技巧的完善结合起来，从而调动学生对写作的学习兴趣，消除学生对写作这种行为的距离感和畏惧感，让枯燥的写作理论学习贯穿着富有生命力的文体历史变革，借助对写作历史的了解，通过写作历史的进化和演变过程，解决学生在写作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小说发展历史为例。现代小说的成熟形态及丰富的审美技巧实际上是在小说写作的历史中不断地完善起来的。让学习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意识到小说的形态进步与写作者的能力提升是同步的，从技术上来说，是一种可以把握的技能。 　　比如，人们通常将神话作为小说原始形态的雏形。在对神话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早期小说写作呈一种幼稚状态。如一则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在《山海经?北山经》中仅有几句话：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单一的人物动作，单一的事件过程，但这些恰恰是构成小说后来文体特征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也是小说的写作必须具备的基本叙事能力。随着小说文体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体小说，已经具有了人物描写的能力，包括语言、动作，少量地借助环境描写等。如《世说新语》有《床头捉刀人》一则：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惭形陋，不足以雄远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其善于抓住人物特点，寥寥几笔雕刻出人物形象的白描手法，至今为写作界人士所推崇并运用。 　　小说文体发展到唐代，因唐人对小说审美的共同认知，使得唐代小说如鲁迅先生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然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李朝威在《柳毅传》中有对龙王小女儿的人物描写：“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更有对柳毅眼中的龙宫描写：“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晶，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对人物形象由外在形象到内在神态的刻画，对故事过程从容委婉的铺叙，对环境描写不遗余力的堆砌，将多人物多故事同时展开，处理得轻重缓急，自然得体，这些都是唐代传奇作者对后世小说文体写作技巧的新贡献。 　　宋话本更重视的是小说与受众的互动。这无疑与宋话本的产生背景与传播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宋话本故事的紧凑与曲折，是对此前小说文体的超越性贡献，它拉近了小说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它语言的日常化和平俗化，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