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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公共服务满意度实地调查 　　摘要：目前大学生村官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有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学生村官公共服务满意度。以上海松江区为例，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出路不畅、福利待遇偏低、受重视程度不足、与村民互动较少、自身知识与能力构成的缺陷等问题。可以通过落实和完善配套保障制度、改进招录模式、健全出路机制、多方协作提升满意度、“村官”来源上坚持“引进来”与“本土化”培养并重等提高大学生村官公共服务满意度。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公共服务；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53-04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大批优秀人才不断流向城市，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源不足、发展滞后的处境。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对于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政策能否起到预期作用离不开对“人”的主观因素的分析。大学生村官作为该项政策的主体，村民作为感知客体，上级领导人员作为监督、管理人员，这三方面群体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服务能力、服务现状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因此，本项目以上海松江区为例，从多角度出发，在对影响大学生“村官”公共服务满意度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调查结论提出大学生村官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的建议。　　一、研究现状　　（一）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大学生村官问题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实证性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在此方面，宋相义[1]以鹤壁市为例，程毅[2]以上海市金山区为个案，针对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议。刘慧[3]基于连云港市的调查，认为项目选择、运作资金、专业技能、个人素质以及持续经营这五个因素是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制约因素。莫根虎、周建民[4]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将大学生村官面临的问题归纳为“三个不到位”和“三重三轻”现象。　　2.研究视角多样化。蓝楠、张锦高、陈燕[5]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出发，认为新农村是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阵地，大学生村官带去的知识和公民意识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陈忠[6]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指出大学生村官作为一项制度是中国政治生态的系统产物，但在政治生态转变的背景下，同时也面临政治生态困境。宋相义[7]、聂邦军[8]在此方面的研究立足公共政策的视角，主要考察政策实施的背景、价值意义及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苏益南[9]、张洁瑛[10]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提出“村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以及预培养机制，加强大学生村官的能力培养。　　3.研究主体多向性。当前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政策本身和大学生村官群体的研究。刘洪玉、李晓明[11]认为高校是培养大学生村官的重要阵地，应当肩负起创新培养机制的研究，积极探索新的培养机制。邱冠文、蔡秀娟[12]更是将研究对象具体到农林院校。宋言奇[13]认为，作为一个制度“嵌入”过程，只有与农村社会环境相契合，政策才能发挥实效。　　4.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相结合。李荣田[14]等学者从农村发展、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社会进步等方面阐释了该政策的现实意义。武国胜[15]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公共治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行政组织理论、需求层次论都是其理论支撑，对理论基础的研究，同样可以验证政策宗旨并考察政策实效。　　（二）当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作为一种较新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相对不足，成果主要集中于2006年之后，专著较少，多见于期刊文献。　　2.当前研究多限于政策层面，主要是针对制度的不足而提出的建议，且建议较为宏观，实施性不强，描述性、解释性不足，缺乏多角度的实证研究和对比研究。在大学生村官的主体心理因素、价值观、认同感、满意度等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　　3.目前虽有从公共政策、公民社会、人力资源等视角的研究，但系统地运用理论进行分析的文章并不多见，理论支撑较为不足。　　4.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数学者基于文献的研究，从实证角度进行的个案调查研究，能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还是比较少的。　　二、研究方法及核心概念界定　　（一）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本项目的调研主要针对三部分群体。对就职于上海松江区5个镇的16名大学生村官（目前在职的13人及服务期已满考录公务员的3人）进行了走访调研。发放问卷16份，回收16份，有效问卷16份。向大学生村官就职村的村民发放问卷240份，回收212份，有效问卷188份。在对上级管辖单位的领导、村委会人员发放的120份问卷中，回收107份，有效问卷98份。　　2.研究方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掌握目前学界对于大学生村官研究现状以及对工作满意度研究的理论动态。并向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