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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
试析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 摘要:中国早期的外交活动中,李鸿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晚清末年国力日益衰败,封建大吏李鸿章以其顽强的毅力最终满清政府的外交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认为“外须和戎”是实现“变法图强”的重要手段。[1]很明显,这是符合晚清社会历史条件的,是近代外交无法选择的道路。之后的中法外交关系就是这一外交思想的经典事例。本文拟就以李鸿章采取的“和戎”策略为主线,给予李鸿章更公正,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洋务;主战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2]自民国以来,学者集中力量研究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很少涉及他的“自强”思路。因此,李鸿章为什么要提出“和戎”的政治主张呢?众说纷纭。回溯李鸿章四十年的外交经历,不难看出他的外交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不可简单以“投降”“卖国”等贬词笼统概括。见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 一、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的简要分析 (一)“和戎”外交策略的近代意识 相对大英帝国的新经济形式-资本主义,晚清政府的封建土地制度是衰败与落后的。经济形式上的巨大落距,必然会引发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差落差。因此,晚晴政府是没有任何优势能够抵抗日益强盛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 近代以来,晚清政府的统治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内有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外有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上至西太后,下至满汉官僚无不急寻良方来挽救大清的统治地位。晚清政府内部不少权贵对西方侵略者存侥幸,恐惧和敌对情绪,但以西太后为首的当权派最终接受并肯定了中国的没落。[3]早在西太后接受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政府的当权派开始向西方殖民侵略表示屈服。 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的政治思想顺应了时局的需要,凭借卓越的政治魄力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19世纪中期以来,李鸿章代表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以《马关条约》最著。从中不难看出“求和局,保苟安”的政治思路,成为解决晚清内忧外患相对周全的办法之一。[4]伴随着一次次军事上的失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较早清醒认识今日之敌,已非昔日四方蛮夷之邦。而恰是的中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畿及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噬之计,一国省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5]尤其是抵沪之后,李鸿章真正接触了中国以外更远的世界。随后与丁韪良,薛福成,郭嵩焘等人建立了积极的私人关系,开始逐步了解并掌握了近代国际外交原则,甚至懂的基本的国际公约,最终得以具备革新思维和近代主权国家模糊的外交意识。这就是李鸿章能够较早参与晚清洋务事宜的实践经验之一。 19世纪的70至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狂潮。非洲基本上被瓜分殆尽,亚洲大部分已被瓜分,只剩下地大物博中国还保存着名义上的独立。为此,西方列强之间竞相展开了对中国的瓜分。基于李鸿章对近代欧洲国际事务中的“均势思想”、“实力原则”的初步了解,认为列强之间实力对比悬殊,矛盾重重,可以寻求国际间的“调停”以图保存中国。把国家的兴亡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仁慈,看是愚蠢至极。但是相比较同时代的众多同僚,李鸿章对近代世界的认识是先进的,并随着他涉世机会的广泛而健全加深。最终,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和戎”外交思想,包含了挽救民族衰亡和解除晚清政权危机的双重使命。[6]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已经脱离了延续千年的夷夏之辩、宗藩关系、朝贡制度等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外交意识。 严格意义上讲,19世纪后半期正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犹如一道晴空霹雳,炸醒了仍处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晚清政府。面对自古从未有的“割地”、“赔款”、“通商”、“关税”、“治外法权”等等屈辱对待,华夏子孙开始为民族危亡竞相奔走呼嚎。晚晴官吏、爱国人士、有志之士们开始关注国际局势;研究外国史地;探寻御敌之术。他们通过收集并翻译外国报纸,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俘虏和直接咨询外籍商人和传教士等多重途径,获取了大量未知的世界知识。在这其中,林则徐是“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以图抵御列强。为了挽救晚清政府危机,洋务派接受了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中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开始兴办洋务,以“强兵”“富国”为口号。张之洞将其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62年,李鸿章上书朝廷,主张要变革,要富国强兵,实现欧式工业。他是洋务派中最在具有近代化意识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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