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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史研究别样视角受教育者口述史研究 　　摘要：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在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中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农村受教育者的口述史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让我们能捕捉到教育历史发展中普通人的诉求和需要。农村受教育者口述史的研究能为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声音的证据和史料，进而呈现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村教育生活的原生态。 　　关键词：农村教育史；受教育者；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094-02 　　在当前的教育史研究领域，农村教育史研究无疑是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概括起来主要从农村教育的经费、课程、教师等政策和制度的沿革来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村教育的变迁作了详细的展示与阐释。在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时，我们不禁要问：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村教育到底是个什么图景？什么样态？农村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接受教育？他们的教育生活是什么样的？教育对于农村受教育者意味着什么？学校对农村受教育者的社会升迁和流动有何功能？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需要重新检视与思考现阶段农村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展现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历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以口述史的方法，从教育接受者的视角来观照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何以关注农村受教育者 　　虽然当前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为数不少，但仔细翻阅这些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也遵循教育史“制度和思想”的二维框架和国家主体的宏大叙事取向。表现之一是：在农村教育史的研究中所看到的只是制度、政策的出台与更替，不见人的活动与反应；只见描述伟人的宏大叙事，不见具体的教育场景、教育生活。正如丹麦学者曹诗弟所批评的一样“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理论视野，……多数论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得出的主观意见，最后的结论往往也在意料之中，不外是告诉你中国教育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1]。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如今，这60年来农村教育到底是个什么图景？什么样态？农村人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接受教育？他们的教育生活是什么样的？教育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从一般的宏大叙事的教育史著作中无从知晓。国家主体、宏大叙事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农村教育的研究中更多关注教师、课程、经费等领域的问题，而关注受教育者及其家长的经验与感受的极少。教师、课程、经费这些是保障教育开展的必要因素，研究之丰富实属必要，但农村的学生和家长作为教育消费者，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怎样看待教育？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促使他们做出接受教育还是放弃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等等。这些选择的动因又是什么？所有的这一切是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制度的安排，因为对受教育者需求和个人利益的无视，因为从不倾听这些平凡人的声音，在汗牛充栋的教育研究作品中很少能寻找到。正是因为这样，农村教育政策中很多良好的意图却没有带来良好结果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农村教育研究要更多地从学生以及家长的经验与感受出发，更多地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人需求和利益，不仅可以为目前讨论中国教育的常规方式开辟另一条意义丰富的言说道路，而且能够使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过程变得更加完善。 　　二、何以运用口述史的方式 　　口述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记史方法，但口述历史作为一个史学类别进入正统的历史研究领域却是一件很晚近的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由美国历史学家亚伦?内文思（Allan Nevins）在1938年提出。1948年，亚伦?内文思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开始在美国、欧洲等地蓬勃展开。但是至今为止，关于什么是“口述史”国外和国内的说法众说纷纭。国际口述史学界权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2]。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3]。但正如里奇所说，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3]。尽管对什么是“口述史”的看法不同，但“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受访者接受口述研究者的访问，把访谈内容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成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件”。[4]口述历史所追求的就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普通大众虽然会因为“缺乏爱好、机会和文字技能”而不能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能说话、有记忆这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口述历史正是借助现代的录音、录像技术，对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