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改革重新审视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docVIP

农村教育改革重新审视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 　　摘 要 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既是农村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于农村的特殊地位及教育、科技与农业的相互作用，通过农村教育思想家的改革实验及党和国家教育改革政策的实践，充分论证了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的合理性；农村教育改革的系列政策导向，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及农村教育改革实践及所取得的成就为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农村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必须重新审视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受特殊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后重新得到国家及地方政府重视，成为农村发展的动力，现今是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方向，促成农村教育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农村教育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村地区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影响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教育也在这一政策历史演变中尝试着不同的改革，新世纪以来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双基”攻坚战略的如期完成，到城乡义务教育实现免费普及，再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思路，每一项教育政策改革的背后都贯穿着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主题。农村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何去何从，既是学界长期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又是党和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密切关注的焦点。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一体化机制构建方面，以“城带乡”成为促进城乡教育共同发展的最佳方式，可以以此来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看似向农村教育倾斜的诸多改革举措，却掩饰不住“脱农”抑或“去农”的“城镇化”教育倾向。如何保障农村教育固有的特色，发挥其内在的功能和价值？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仍是农村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一、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农村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问题是农村教育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它直接关系着农村教育改革的走向。农村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在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在游离与回归之间徘徊。伴随着我国近现代发展历程，农村教育改革也历经艰难险阻与苦苦抗争。20世纪初，教育的主阵地移居城市，农村教育被当时政府淡忘。农村社会的日益衰败，导致农村文化和农村教育也随之衰落。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教育家开启农村教育改革的先河，以此来拯救危难时的中国。 　　黄炎培与赵叔愚、冯锐等人商议，联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教育改革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东南大学农科和教育科成立“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分别在江苏、河北等地开展农村教育改革实验。晏阳初在对农村社会进行充分调研后，发现农村问题主要体现为四大病症，即愚、贫、弱、私，于是邀请李景汉、陈筑山和汤茂如等人成立“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农民作为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以“农民化”和“化农民”的教育思想为指导，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的途径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计教育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培养农民的强健力，以公民教育培养农民的团结力，以此来攻克农村社会的四大病症。陶行知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农村教育事业。他认为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根本大计”，普及教育重点应在农村，并提出“改造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对农村教育进行根本改造”，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1]为此，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创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后又办有试验民众学校、晓庄医院等。梁漱溟同样认识到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乡村建设应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而乡村教育需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为此，梁漱溟创办了乡农学校，实行“政教养卫合一”，“以教统政”，并将学校式的教育和社会式教育“融合归一”。[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教兴农”战略，党和国家积极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一方面，“三教统筹”成为农村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另一方面，注重农科教结合，共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3]如，1992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农科教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明确指出，“培养一大批扎根于农村的科技力量，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是科教兴农的重要环节”，开启探索农科教结合的新模式；1994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县、乡两级政府把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分级统筹管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落实科教兴农战略”。 　　由此可见，近现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家们在农村教育改革历程中奠定了“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的理论基础，近三十年来我们更是从宏观层面上认识到农村教育改革的重心在于“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协调发展，在统筹发展农村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