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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川一个不能忘却教育家 　　人物小传 　　刘百川 　　（1903～1971） 　　江苏滨海县人。中师毕业后，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成长为大学教授，一生对初等教育、乡村教育、国民教育、师范教育有突出贡献。解放后，对全面发展教育的认识与实践有独到之处。主要著作有《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乡村教育实施记》《国民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等。 　　网络搜索刘百川，除了一位叫刘古平写的文字以外，其他几乎没人谈及刘百川，公开发行的刊物、书籍上更是没有。2012年，随着刘百川先生《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再版，开始有更多人关注到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刘古平先生是刘百川先生的小儿子，一位退休老人，但依然牵挂着中国教育的局外人，于是有了进一步了解刘百川先生的机会。 　　乡村教育的一面旗帜 　　凌宗伟：刘古平先生，很高兴结识您。因为您的原因，使我得以了解中国教育史上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刘百川先生。更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向您当面讨教。 　　刘古平：谢谢！我的父亲刘百川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江苏教育界颇有声望。1933年开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上下卷），朱智贤先生曾经评价过，他说：“百川具毅力，富才干，每有众人不决之事，百川能一言决之……而其戮力事业之精神，尤为常人所不及。百川居常无忧色，无怒容，不消沉，不欺惘。其对事也，无论其如何不肖，均存责己恕人之胸怀。百川健谈能文，所至之处则谈笑风生，座中为之乐而忘倦。” 　　凌宗伟：您是怎么看您父亲刘百川先生当年在镇江大港实验区的“乡村教育”实践的？ 　　刘古平：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杨汝熊先生曾是大港实验区的教员，上世纪80年代他在《江苏教育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介绍说，当时大港实验区的乡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者和成年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导师，乡村教育应发挥在乡村中的优势。”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 　　刘百川先生在193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的理念，正是在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的教育观点指导下，使得大港实验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也加深了他对我国乡村教育理论的认识。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他客观地评价了当时中国乡村改造运动，他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以及全国各地的试验区都做了全面的分析，而自己的观点是要博采众家之长。他指出教育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在1936年11月21日的一篇题为《乡村教育的根本认识》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要解决乡村问题，有许多根本问题，须先为解决，如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农村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分配，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这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 　　两年半的时间，使得实验区的成绩斐然。因而引起他的同事和老师向他提出建立乡村教育的理论问题。于是有了《乡村教育实施记（1～3辑）》《乡村教育的经验》和《乡村教育论集》，他还主编了当时《中央日报》的教育副刊。可以说，他当年那些教育论著，是中国三十年代平民教育或者说乡村教育的杰出代表，他所推崇的乡村运动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平民教育思想的全部精华。 　　凌宗伟：你觉得民国教育中，除了我从刘百川著作中知道的“乡村教育”，还有哪些值得我们继承的？ 　　刘古平：晏阳初搞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是相通的，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强烈主张“生计教育”，就是说要每个孩子都要学会谋生。这个观点很重要，现在的义务教育中就缺少“生计教育”，毕业以后，回家种田不会种田了，进城打工只能打小工，也没有手艺。在民国教育中，“生计教育”是很重要的教育，不管在哪个学校――比如女子学校的“生计教育”，就要教你怎么当媳妇，怎么当裁缝等等。这些现在的义务教育没有，或者说只有一般性的号召。 　　最怕的是没事情干 　　凌宗伟：我在阅读刘百川先生《乡村教育实施记》时，看到这样的记录，他在大港乡实施乡村教育的时候，穿的是“国军”的军装，又一次他去镇江回大港乡的时候，在路上听到老百姓议论新来的刘主任怎么怎么样，刘先生亮明身份后，老百姓居然很真诚地同他交流看法。还有他作为主管大港乡教育的主任，居然常常走到老百姓中间去讲故事，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听说刘主任要讲故事了，居然黑夜里都会赶来听故事，甚至还有老百姓听了故事会给你父亲写信，您是怎么看这样的记录的？ 　　刘古平：他的乡村教育实践，实际上是想通过教育解决社会问题，他解释“生活即教育”这几个字的时候，就说学校要跟社会打成一片，教育要跟生活打成一片，他的行为也体现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