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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在卫恒身边工作岁月 　　1959年8月，于天柱、袁子良、孙洪飞和我四人，从山西师范学院（现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山西省人事局直接选配到省人委（即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三组工作。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陶鲁笳，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是卫恒（1965年8月后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三组即省长办公室，负责起草文件、调查研究、整理材料，完成省长、秘书长交办的其他事项。1960年春，李玉明由团省委调来后，又改称省人委办公厅办公室，李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我在这个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1月12日。在“文革”中，我被打成所谓的“卫王王”保皇小丑、黑省委特务，投入监狱达一年之久。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有一种信念始终支配着我，那就是当时的这些领导人值得我们去保，值得我们去跟他们蹲监狱。 　　当时，省长、副省长们都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小组的活动。我刚到省长办公室工作不久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党小组按照惯例组织学习，中心内容是讨论如何把学习和工作结合好。大家正在议论时，卫恒省长进来了，问今天晚上生活会内容是啥。主持人武锐作答后，卫省长坐下说：“那好，我正想跟同志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他先听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了一阵后，说：“我们这个办公室最近进来了几位年轻同志，都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有文化知识，但缺乏实践锻炼，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也不够。这是你们的两大不足，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接着提出具体要求：一是要走出机关门到实践中去，到农村、工厂、商店搞调查研究，劳动锻炼；二是要认真看书学习，要系统地读些马列经典著作，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典名著。并明确提出三分之一时间在机关工作，三分之一时间看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当时卫省长那种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谈话情景，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至今记忆犹新。 　　根据卫恒省长的指示，卫逢祺秘书长与武锐、王野风和李玉明等几位领导，认真组织落实，机关内读书很快蔚然成风。至于到基层搞蹲点调查，参加劳动锻炼等更是习以为常，说走就走，办公室同志经常“倾巢”出动。1962年10月我妻子生孩子时，我正在省人委机关清徐生产基地种小麦，还是龚俊洲同志把她送往医院，并蹬上自行车给她送了十来天的饭。我回来后，爱人给我讲了这件事，我甚为感激。我下去劳动，明知妻子将临产，二话没说就走了。那时，人们认为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值一提。只要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再小也是大事，服从是天经地义的。 　　卫恒身居高位，对其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不让人觉得他们有丝毫的特殊。多少年来，在卫恒身边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他对家属子女有几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不准乘坐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就是同到一个地方开会听报告，他爱人张坤秀也从来不搭车。新学期开学，他的几个孩子都是自己背上行李去学校。1964年秋天，他和爱人都在农村搞“四清”，家中无人照料，得知有人去清徐县请保姆时用了一下机关的车，卫省长便让警卫员到车队交了20元的用车费。二是不带家属子女参加节日或为会议举行的文娱晚会。如果同家属子女一同去看戏、看电影，总是自己买票，徒步前往。三是从不白吃白拿，多吃多占，收受馈赠。四是不准家属子女参与公务，传话说情。这些事反映出卫恒的作风和党性。刘建基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16级干部，给卫恒当了12年秘书，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受到省长和大家的赞誉。建基同志离开时，省长给予的“特殊关照”，是安排到农村搞“四清”，在一个村蹲点，经受锻炼，增长基层工作的经验。卫恒从来不给身边工作人员封官许愿、提拔晋升走捷径、找跳板，而是让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自己走。 　　1965年6月，党中央决定卫恒承接陶鲁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却再三谦让，并亲自向中央写信举荐由省委常务书记王谦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这种举贤让良的高尚风格，一时传为佳话，深受人们的赞誉。 　　在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感召、关怀、教育下，我在良好的环境中锤炼成长。1960年秋，我随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董化五深入到朔县的村庄蹲点，一干就是一年。其间，我写信向李玉明反映朔县刮“五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因饥荒患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真实情况。李玉明向卫恒省长作了汇报后，给我回信说，卫恒省长赞扬我实话实说，如实反映问题的精神。8年间，我还分别同张庚续、于天柱在洪洞县明姜公社陈家庄蹲点搞过“三秋”（即秋收、秋耕、秋种）；同武锐、李玉明等到太谷、沁县、沁源、新绛、侯马等县（市）搞过县办工业和社队企业的调查；根据卫恒省长下乡考察发现的典型，同马兆英去翼城县调查总结抗日民兵英雄徐鸿昌领导的庄里生产大队搞水土保持、修梯田连年稳产高产的经验；1963年8月，昔阳县连降大雨，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我随董化五陪同国家内务部的同志去昔阳县大寨、井沟察看灾情，慰问受灾农民，第一次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