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叙述与叙述的存在.docVIP

PAGE PAGE 8存在的叙述与叙述的存在——论《妇女闲聊录》的叙述者特色颜小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摘要：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层面看，话语倾听者与话语传达者共同建构了此在的存在。木珍与叙述者林白在故事层面共建了存在，她们的关系是共在、主体间的关系。木珍的叙述是前叙述，或者存在的叙述，这里的叙述与此在的存在密切相关，它既根源于存在，又显露出存在。在此领域，闲聊也具有了存在论上的意义。存在是最本真的存在，闲聊是存在的一种基本在世方式，叙述根源于存在，而产生于闲聊。但“闲聊”这种存在在历史中大多处于被遮蔽状态，所以对“闲聊”意义的重新发现也就是对存在的重新发现；与“闲聊”一起被遮蔽的还有与“闲聊”关系更加密切的女性存在，所以对“闲聊”意义的重新发现又意味着对被遮蔽的女性存在的重新发现。叙述者林白是元语言层次的叙述者，她同时跨越了叙事的对象层面和元语言层面。她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被历史遗忘的女性存在。这种发现方式可以分为二个步骤：首先通过倾听而进入到共在，然后又通过现象学叙述以形式显现的方式使得对象以其自身的方式呈现在叙述文本中，进入了文学史视野。关键词：存在　前叙述　存在叙述　元语言　闲聊作者简介：颜小芳（1982－），女，籍贯湖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8级比较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与叙述学、文学批评和影视文化研究。《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是标志林白创作转型的两部著作。众所周知，林白是中国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万物花开》之前，林白的小说叙述者通常为充满女性生存焦虑的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有着强烈的言说欲望，且始终处于封闭的女性主体意识当中。《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的叙述即为这种叙述者的典型。《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发表以后，林白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之一为叙述者的变化，叙述者从充满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主体转移到了“他者”身上。叙述者的变化包括叙述者身份和叙述视角的变化。《万物花开》的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大头的脑袋里长了五个瘤子的少年。从叙述者身份看，这是一个存在着智力缺陷、生命濒危的农村少年；叙述视角当然就是孩子的眼光。在孩子单纯的思想世界里，世界万物不存在高下贵贱之分，世界中一切生命存在都是美好的。作者对大头的叙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持认同态度。以往那种久久沉浸于纸上世界的女性生命终于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主体世界，向着大地敞开了自己。这确是一种超越。但这种超越依然还停留在意识层面，因为《万物花开》仍是作者想象的产物。大头的叙述中还有林白自我的影子。甚至林白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写作《万物花开》，首先是想满足自己，到达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变成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但这个大头，却是我，我从房间来到地边，跟牛和南瓜厮混在一起，……我就这样成了万物，大头脑袋里的五个瘤子，它们必定是我，一个人的万物，它们就是这样长出来的。”[1]248而到了《妇女闲聊录》里边，作者完全退出了单纯封闭的主体世界，把叙述的中心地位让给了一名女性“他者”——一个叫作木珍的乡村女子。《妇女闲聊录》里面有两个主要叙述者，第一个是木珍，一个民间女子；第二个就是“我”，这个“我”与作者林白十分接近，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也为了与作者林白相区别，本文称第二叙述者为叙述者林白。（以下提到的叙述者林白若无特别说明，简称林白。）从叙述层次上看，小说有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也即内在的故事层面，木珍是叙述者，她的叙述方式是讲述，故她也是话语的传达者，话语的接受者则是第二叙述者，她是作为倾听者的话语接受者。在第二个层面即外在的文本的层面，显现的叙述者为第二叙述者。这样，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第一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其次，第二叙述者是个跨层叙述者，它有何作用？从第一个层面看，第一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是共在（共谋）的关系，二者通过话语共同建构了存在。海德格尔认为，“话语即语言”[2]195，且话语本身就包含对此在之领会的解释方式，简单说就是话语包含存在，存在在话语之中。木珍说出的是话语，但也通过说话展现了她和她的生活世界的存在。说话是她的存在样式，她存在于她的话语之中。从现象学角度来定义人的本质，那么就是“人表现为有所言谈的存在者。”[2]193“存在”是现象的基地。对此，梅洛－庞蒂表现出同样的看法：“但现象学也是一种将本质重新放回存在……的哲学。”[3]1而林白则是倾听者，但在听的过程中也参与了存在的建构。“说出的话语即传达。其存在所趋的目标是使听者参与向着话语所谈及的东西展开的存在。”[2]195－196但并非所有的听者都能领悟到话语传达中的存在，“听者却不见得进入了源始领会话语之所及的存在”[2]196，只有倾听者才能领会。倾听的此在应该具有哪些方面的条件呢？“话语本身包含有一种生存论的可能性——听。”[2]190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