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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线旁缺失的启蒙先生2 （偶然看到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诗人于坚有一天送孩子去上学，下雨天路滑，到校门口时考试铃声响了，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往进挤，生怕迟到。有个女生滑倒了，于坚吃惊地看到——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去扶她，女生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他不由慨叹道：“现在的学校到底教了些什么？”今年4月份，江苏启东市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被安排在升国旗仪式中发言，可他却把此前由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偷梁换柱”，临时发表了一番火力十足的教育批判。“根据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全校师生猝不及防地怔在那里，连话筒的电闸也忘了切断。没想到越往后尺度越大：“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是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他问到了点子上。山崩地裂时只顾自己抱头鼠窜的“范跑跑”还怎么指望学生对他有感情？机械而陈腐的课堂怎么指望学生对它有感情？一个负责“灌”，一个被迫“吞”，老师和学生一起被卷入麦当劳式的生产线中。想象一下，孩子们被领着计算“一个排水口，一个进水口，边排边进，多久才能灌满”这样几十年嚼不烂的“坑爹”问题，想象他们像做广播操一样写着作文，想象他们打着吊瓶把头埋进纸堆里，一边痛不欲生一边撂狠话诅咒这一切。学校心无旁骛地把他们像生肉一样推向下一个出口，等待中考和高考盖下合格的印章。教育本来是用来强国的，可现在的教育挤给孩子们喝的净是些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教师中更有甚者，正课马虎应付，课外开小灶讲考试秘诀，好比开刀的大夫只要没收红包，就要刀下没数、剪下无情，直接催生出另一片被潜规则统治的领域。不想自己孩子沦为没人管的“差”生，家长自然就要开动脑筋，经常明里暗里“意思”一下。有个老师开班会，对班上学生说，让你们的爸妈别再给我充话费了，换点别的方式吧——他的话费太多了。硝烟弥漫的教育是一场战役，从中学择校到为挑小学发愁，再到挤破幼儿园的门槛，一路向低龄幼儿伸出魔手。义务教育呈现出如此荒诞的怪现状，这样的教育，还指望将来有谁会感恩戴德？那么好的启蒙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铁青着脸维护师道尊严，并把答题技巧奉为尚方宝剑才是唯一标准？多元化的冲击正在瓦解这块铁板。更具创新力、亲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麻辣老师”们正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新景观。无论是著书炮轰语文教育的蔡朝阳，还是抱着蟒蛇上课的美术老师邹华章，无论是嬉笑怒骂的袁鹏飞，还是旁征博引的纪连海，他们都不拘于通常的教程设置，而是奇思妙想，发散开来，使得原本枯燥的课堂妙趣横生。 其实他们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提供更多的趣味和自由。老前辈陶行知针对这个教育理念，曾做过一次演讲。他拎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鸡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却踱着步自行啄食起来。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当年教中学的朱自清也与学生亲切互动，授课极受欢迎。当时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似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仅不生气，反而当众朗读，赞赏其文读后如见其人。而他自己平时一旦有新的创作，也会与学生一同分享。俞平伯在春晖中学旁听了朱自清的一堂国文课，认为“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甚至超过大学生。因此，做一名解放学生天性的启蒙先生，恰恰是回归了教育最初的理念。在中国山村支教十余年的德国教师卢安克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他主张把中国画、手工课等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纷纷提议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行考察，然后一起讨论设计。动工的时候很多家长前来帮忙，学生便只能乖乖地束手待在一旁。卢安克便打发走家长，让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游泳池顺利建成，有人对卢安克的教育理念赞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们的感受。”大胆的教学试验同样可以在城市学校展开。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就曾高调宣称“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像民国时的前辈们一样，他也采用自主教材——老庄、蒙田、茨威格等皆选入其中。他还开办各种名人讲座，带着学生逛书店、看话剧，甚至浩浩荡荡地组织“文化学旅”游山玩水。“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就指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除了学校大考，语文课再也没有考试和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