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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民权”观作者：郑云山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十九世纪末叶，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亡国大祸劈头袭来的紧急形势下，中国出现了一次以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创办报刊、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到处作文演说，并接二连三地向光绪皇帝上书。他们大声疾呼地陈述民族危机的深重，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变法，并具体地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建议，所提建议之多、之快，使“举世都为之震惊”（《字林西报》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七日所载“来稿”。《戊戌变法》（三），第516页。)。　　在范围广泛的各种改革建议和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兴民权”。“变法与民权，新政百务兴”（康有为《六哀诗》，《康有为诗文选》，第247页。)——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康有为就曾这样概括了他们当年的全部变法内容。　　本文拟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民权”观的形成及其内容等问题，谈些看法。　　（一）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民权”观的形成，除了有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等原因外，更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它事实上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必然。　　从鸦片战争失败起，就有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到当时一切中国人的面前：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大国败于西方入侵者的原因何在？今后怎样对付这种局面？　　掌握着清朝政权的封建顽固派，实际上拒绝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既狂妄又愚昧，一味陶醉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迷梦中（《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八卷，第4页。)，反对对现行的一切作任何改革。　　林则徐、魏源等鸦片战争前后的爱国思想家，看到西方入侵者有某些为中国所不及的“长技”，认为这是中国失败之因，今后对付之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7页。)。这就是承认中国现行的一切并非都是最好的，认识到必须改变一些东西来适应新的形势。但是，他们当时所知道的“长技”，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养兵练兵之法”。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家，用向西方学来、并加以重大改造的基督教，作为斗争的工具，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企图彻底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整个封建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来回答和解决这个怎样对付入侵者的重大问题。但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最终被清朝封建统治者勾结西方入侵者，用铁血手段残酷地扼杀了。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儿——洋务派。从七十年代起，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又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洋务派和改良主义者都接受并且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方面，而“制夷”的这一面则为洋务派所丢弃，但仍为早期改良主义者所继承。在“师夷长技”上，由于阶级立场和地位不同，洋务派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看法也不一致。　　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二十五卷，第9页。)。这就是说，不必对中国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作任何改变，只须采用西方的船炮、机器及某些先进技术，就可维护清朝的统治了。洋务派的这种认识和据此进行洋务活动的方针，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　　早期改良主义者对“西学为用”并无异议，但对于“中学为体”，亦即对于要不要改变一点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却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一八七七年在法国留学的马建忠，在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里说：他初到欧洲时，还认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待到“披其律例，考其文事”之后，才知道这些还都只是“其末焉者也”，根本的还在其“护商”、“得民心”、“议院”等方面（《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戊戌变法》（一），第184页。)。马建忠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这个认识上的变化，一般地反映了早期改良主义者对外国的认识发展的共同过程。所以，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他们还没有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明确划分界限。而在这之后，他们就愈来愈多地赞美西方，特别是欣赏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说那种议会制度能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朝野上下，同德同心”（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戊戌变法》（一），第55页。)，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陈炽《庸书·议院》，《戊戌变法》（一），第245页。)。这类赞辞与事实当然有天壤之别，但表明了早期改良主义者这时已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已把眼光逐渐转到中西政治制度方面去探求中国致败之因，寻找对付外祸之法了。这是他们比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一个进步。不过，由于他们的力量和呼声都还过于微弱，因此还没有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更未能掀起一次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