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和教育拔河.docVIP

灾难和教育拔河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 　　 　　H.G.Wells 　　我最常被香港大学生问到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化素养? 重点是“自己的”，以有别于从前殖民地所灌输的。台湾大学生最常问的是：面对全球化，我们要怎么做好竞争的准备？中国大陆的学生，问的是，现实和理想差距这么大，我们何以抉择？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大哉问：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面对全球化的新秩序，应该有些什么“基本配备”？ 　　 　　七零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着书──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11 山上的树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欲会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恶”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双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这你明白吗？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胶台灯。存在主义彷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 　　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萨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不就是萨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零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我也曾经多买了一本《新人生观》，万分郑重而且想必深情款款地送给当时的情人，书扉上的题字也依稀记得： 　　 　　勿草草人生 应台一九七一 　　那人后来就草草不知去向。 　　不看尼采和萨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念又难记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萨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零年代的大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赞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① 　　 　　不是教育，就是灾难 　　从罗家伦到七零年代，中间是三十年。从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间又是三十年。在距离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七零年代的大学生能对今天大学生说什么呢？ 　　六十年间，有两个关键的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动，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学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学生不再是“救亡图存”的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