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湖人物高攀龙.docxVIP

滨湖人物高攀龙政治家。生于并工作于五里湖畔。 一、少习程朱高攀龙（1562-1626年），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其七世祖孟永公始迁居无锡的东南隅的五里湖畔。祖父静成公，被举为孝廉，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生父继成公，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是老二。静成公的弟弟静逸公无子，于是将高攀龙过继为嗣子。高攀龙从小就“言动不苟” eq \o\ac(○,1)，喜欢读书，而且非常懂礼节。他6岁开始读书，12岁学写八股文。15岁时，师从同邑的茹澄泉、许静余，“以学行相砥砺，暇则默探诸儒语录、性理之书。” eq \o\ac(○,2)正如《明史·高攀龙传》所说：“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被当时的人称作是“第一流人品”。21岁中举，主考官对他相当欣赏，“一见以天下士期之。”他中举以后，并没有在学业上放松自己，而是每天给自己严格规定学习的内容，并且在卧室到每天经过的处所墙壁上，都贴上各种警句，以免自己有所懈怠。此外还写了《日鉴篇》，每天对自己的德业情况进行考察。万历14年（1586）他25岁时，无锡县令李元冲聘请了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和顾宪成到黉宫讲学，吸引了当地的许多士绅。高攀龙非常兴奋，“始志于学”，“于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养性、迁善改过，间而学始有入门矣。” eq \o\ac(○,3)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高攀龙确定了他的治学方向。 万历十七年（1589），高攀龙28岁时，中进士。当时他所在考场的考官赵南星在他的考卷上写了这样的评语：“此卷似知学者”，认为他学有所得。他在京期间，与同门薛敷教等人经常聚会，探讨学问，互相劝勉，“所见益远以大，所得益深以邃。” eq \o\ac(○,4)不久，他的嗣父去世，他星夜赶回家中，为嗣父守制。三年中，每天以讲学会友、释经阅史为务，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修养，为日后成为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奠定了基础。 二、初露锋芒万历二十年（1592），高攀龙服满后起复，到京师谒选。此时的明王朝已经进人了衰败期。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神宗在万历十四年（1586）以后，便以种种借日拒不视朝，开始了长达34年的怠政。由于神宗长期不理政务，加之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朝政混乱，国力日衰。面对这样的政局，高攀龙希望能放外任。他在给生父的信中说；“男观今日时事日非，天下事无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耳。部官悠悠，坐老岁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头，以后可迎刃而解。”并表示自己可以做到“严不至激，和不至随”，“爱民好士，一介不取” eq \o\ac(○,5)。但是他未能如愿以偿，而是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从此开始了他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涯。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比较清闲。高攀龙在此期间，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的藏书，尤其是仔细研读了二程、朱子的著作和明朝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手自摘抄”。他尤其赞赏薛文清“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以后自己行事必求无愧于这一原则。他在读书时，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明朝自王阳明提倡心学后，许多人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针对这种情况，高攀龙又将先朝大儒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端正学风。也就在这一时期，高攀龙感觉自己读书虽多，但心得较少，于是采取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可以说，高攀龙之所以能不以自身的进退为怀，坦然面对政治生活中的腥风血雨，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与他长期修身养性的功夫是分不开的。高攀龙任职不久，就有四川佥事张世则上了一道奏疏，抨击程、朱之学，并将自己所著《大学初义》献上，要求神宗将之颁行天下，高攀龙一向笃信程、朱之学，因此在《崇正学辟异说疏》中，严厉驳斥了张世则的言论。他认为是否提倡程、朱之学，不仅关系到学术的邪正，更关系到教化的兴衰。因而要求神宗皇帝“明诏中外，非四书五经不读，而不得浸淫于佛老之说；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而不得淆乱以新奇之谈学”，以使“人心贞一，教化大同” eq \o\ac(○,6)，达到天下大治。这道奏疏得到了皇帝的嘉奖。不久，为了改变明王朝内忧外患并存的现状，高攀龙又上了一道《今日第一要务疏》。在奏疏中，他提出要改变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即端正“人君之心”。其次，他提出了“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四项具体措施，以革新政治。他的一片忠心未能打动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