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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跨国银行集聚现状关联效应与影响因素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投资也呈现出加速的趋势。由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金融基础设施存在很大差异，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投资区位分布呈现出了集聚的特征。本文探讨了跨国银行在中国的集聚现状，分析了跨国银行在各地区的集聚程度，以及影响跨国银行在华集聚的因素。 　　关键词 跨国银行 在华集聚状况 关联效应 　　 　　一、 跨国银行在中国集聚的现状 　　 　　近年来，跨国银行蓬勃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以及金融管制逐渐放松，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潜力巨大，当然地成为跨国银行的必争之地，跨国银行纷纷将中国纳入他们全球化发展的战略之中。尤其是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以来，取消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跨国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6年到2006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平均年增长率为15.7%左右（见图1）。至2006年底，在中国注册的外资独资和合资法人银行业机构共14家，下设19家分支行及附属机构，2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5个城市设立了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242家代表处。 　　 　　跨国银行在中国各地区的投资分布是不平衡的，表现出了集聚的特征。所谓集聚一般是指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位置上聚集在一起，相互影响、竞争和依赖，构成一个区域经济共生体。从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分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集聚于少数几个大城市。至2006年底，其中16个城市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目合计为291家, 占中国外资银行比重为93.26%。从资产规模看，16个城市外资银行资产规模总计为1029.4亿美元，占中国市场外资银行资产总额比重为99.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理论界对外资银行进入和集聚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绝大部分文献都是使用具体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性分析，少数实证文献主要也使用聚类分析方法等进行等级划分，如郑伯红等（2001）对跨国银行在华区位选择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谢守红等（2004）描述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但是跨国银行在中国各地区集聚的原因，还需要严谨的理论分析。 　　 　　二、 跨国银行集聚的关联效应 　　 　　关于跨国银行进入原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多方面的探讨，如Brimmer和Dahl（1975）的防御扩张假说；Buckley和Casson（1976）提出的“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当属“追随客户假说”，即当国内的客户追求海外投资机会时，国内的银行将会在海外设立相关的分支机构继续为它们提供服务，否则不仅会失去在国外市场上的业务，而且有可能还会失去国内的业务，因为客户可能会选择在东道国有分支机构的其他的跨国银行来代替原来的银行。另外还有贸易融资假说，认为国内银行向海外扩张更大程度是为了向本国客户的贸易活动而非投资活动提供服务。但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投资集聚问题并没有深入进行探讨。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初至90年代中期，“追随客户”是外资银行在中国进入以及集聚的主要动因。1998年7月中国宣布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机构的地域限制以后，与当地金融环境和产业发展相关的“关联效应”逐渐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集聚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很多，而且准入成本高，外资银行所能从事的业务仅限于三资企业和外国居民的外汇业务，客观上使外资银行的业务大多集中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而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资银行也越来越看好这一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其来华动机也逐渐由“追随客户”转变为获取中国国内市场的机会并分享经济增长的利润。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服务业的发育与成长，追随国际大都市经济结构的转型，跨国银行在投资方向和业务选择上也就会主要集聚在重要的地区，因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集约化的空间载体和重要的政策平台，而且专业人才的集聚和强劲地面向全球市场的金融业务也成为跨国银行在中国集聚的重要依托和支撑。 　　跨国银行在中国的集聚问题已经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但是各级政府要想有效地引导跨国银行在中国的投资导向，合理地利用跨国银行的竞争优势，就需要了解跨国银行在东道国选择投资区位的动机，其中跨国银行的业务与当地产业的关联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正如波特提出的，一个产业在某一地区的集聚或者集中是建立在通过纵向和横向联系连结在一起的其他产业集聚之上的。作为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产业集聚最适合那些产业链条长、配套环节多、迂回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