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可持续到可再生反思新世界主义下的环境话语转向徐迎春.DOCVIP

从环境“可持续”到“可再生”：反思新世界主义下的环境话语转向 徐迎春 虞伟 [摘要] 全球化以一种资本、话语权力方式从西方流向东方，又从东方逆袭西方，随着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日益突显，生态和技术等多方面危机正在威胁人类世界。新世界主义的提出强调和继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给新旧社会发展范式转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本研究采用了话语分析方法，试图从环境话语切入，反思从西方时间轨道上发展至今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框架，其在应用到全球链接时可能带来国家间合作断裂和低效，新的联系世界各国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可再生”环境发展框架迫切需要被建构。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话语分析 新世界主义环境 国家合作 可再生 一、前言：新世界主义的提出以及新旧范式交替 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多年前以民族共同情感为根基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在全球各国的不同表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似乎更多带来的是“资本”的全球化，权力方向从强势流向弱势，从西方涌向东方，话语规则携带着权力和欲望建构了全球化进程。21世纪以来，随着东方国家信息产业等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文化和政治的独特、稳定性优势突显，全球化遇到了反方向的作用力，而此时，东、西方民族主义也不断高涨，旧的社会发展范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此国际发展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顺应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的思路，比如“一带一路”对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性建设以及将各国命运绑在一起共同进退、共同发展着眼共同利益的文化和经济思路，又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欧、非、拉、阿及各国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将“命运共同体”概念逐渐发展和完善，即，要“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关系”，在新世界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放眼西方，英国脱欧事件、美国在“川普”时代的社会分裂苗头，以及ISIS（“伊斯兰国”组织）给世界带来的恐慌，这一切虽然发生在西方，但在全球化发展、命运一体化的今天，灾难的后果最终将波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人能够幸免。气候变化问题就已经是一个明证。这一切，急需一个新的范式来替代旧的社会发展范式。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基于当今“气候变化和技术变革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预设下，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全球治理，受害最严重的不会是美国，而可能是加纳、塞尔维亚、孟加拉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应该有更强大的动力去思考全球治理的问题，不管它是生态问题还是技术问题。一般而言，富人有能力逃避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灾害，而穷人却不能。”：“全球治理”可以说是基于“命运共同体”概念的一种实践方法，传播学者邵培仁更进一步，提出了立足于民族精神，基于命运共同体“一体同心多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最里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最外圆）的结构体系，提出了世界需要从理性和人性的平等价值之中，打造人类共同为之奋斗的和平、繁荣、富强的生存环境，即“新世界主义”的新概念、新体系和新范式。 本研究试图探讨在这新旧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在“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新世界主义”等新社会发展话语建构的过程中，自然环境问题，其中以气候变化问题为全球化发展中突出的风险问题话语中，新世界环境发展如何不再适应旧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话语范式，从概念的历史背景到语义变化进行追溯和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话语分析方法，考察自1984年布朗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路径以来的文本数据，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布伦兰特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及联合国环境项目（UNEP）对其做的阐述等，揭示新世界主义环境话语转向的必要。 二、“可持续发展”话语：国家间环境合作的断裂和低效根源 人们谈“发展”，总是遵循着一条时间轴线。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发展”都是导致事物变化的时间的产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不一，就整个漫长的人类社会而言，历史纷繁复杂，东西差异、个体差异、经济差异、政治差异等都无处不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从历史的角度就是沿着西方再到东方的时间和事件轨迹全球化运作的，因而用同样一套环境发展框架去衡量不同国家，就难免造成环境不公平，国家间环境合作难免受挫。《京都议向书》和《巴黎协定》等文件的背景、内容产出和执行过程就是明证。以下将从历史时间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语义变化层面来反思其对新世界主义环境话语的不适用性。 （一） “可持续发展”的讲述：从西方到东方的时间不同步 如前所述，“可持续发展”概念第一次重要的使用是在1980年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尤其在1987年的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