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活动理性化与国家税权的互动变迁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changes between rationalization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state tax rights.docx

活动理性化为了本身计算的目的提供了计税依据，因此降低了国家的征税成本。并且面向大众筹资的股份公司为了证明自已在资本市场上的吸引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向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报告自己的利润，而且隐瞒利润也不符合公司本身的利益，也就是说公司具有“说真话”的内在激励，而这些“真话”正是国家征税所需要的。因此商事活动理性化具有完善国家税权的效果，这是本文予以论证的第一个命题。但是国家的税收也是商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成本因素，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最终都必须由企业从货币收益中支付给国家，应付税款是企业必须履行的对国家的债务，因而最终会在企业的利润计算中反映出来。企业要准确地进行成本—利润计算，就必须准确地确定对国家的税收义务，使之具有明确的可预期性。为此必须做到：国家的公共开支全部来自于税收，征税之外不得另行任意摊派；国家确定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种、税率、纳税期限和方式必须明确；国家的征税活动中必须排除不必要的检查、盘问、留难勒索；最后必须为纳税人提出的税收争议提供方便高效的救济途径。总之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各个层面都必须保证纳税义务的确定性，使企业对税收成本像对其他成本一样可以准确计算，这样基于成本—利润计算的理性化的商事活动才能顺利展开。中世纪时期的奢侈品贸易、重商主义时期的垄断特权为商事活动带来高额利润，能够抵销国家任意征税带来的不利影响，商事活动得以生存。但是在近代面向大众市场进行生产的竞争性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不受制约的任意征税成了理性化的商事活动不可容忍的障碍，为此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发起资产阶级革命，开展了控制国家税权的斗争，最终把任意勒索的“家产制国家”改造成以提供保护和正义换取税收的“税收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因此规范国家税权是商事活动进一步理性化的重要前提，这是本文予以论证的第二个命题。通过以上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商事活动理性化降低了国家的征税成本，完善了国家税权，同时国家税权的规范化有利于商事活动的理性化，因此商业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实现了正和博弈，实现了有效率的均衡。这是西方国家自中世纪以来数百年的历史经验，在这一经验中，国家税权的规范化是关键性的制度突破。大规模的商业经营在中外的历史上都普遍存在，如古罗马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包税商，中国明清之际的盐商等，但这些都是依靠国家权力而存在的商业活动。真正面向市场机会的、以提供商品和服务为手段的竞争性商事活动只是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因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只有在受到切实保障的私有财产权之上才能展开，而国家税权则是私有财产权的反面，国家征税的实质是把私有财产的一部分通过政治权力转化为公共资金，因此不受制约的税权必然造成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只有规范国家税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国家公共开支的范围和方向，并在此范围内确定税收水平，制定税收法律，确保国家税权行使的规范化，才能使私有财产上的税收义务具有确定性，保障私有财产的安全。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化的商事活动是一项权利密集型和契约密集型的事业，它建立在一系列复杂的信用交易之上，要保证信用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计性，就必须由国家提供法律保护，而国家在提供法律保护方面具有规模优势。这种以税收换取保护的制度安排使税收义务具有了正当性。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立足于商事活动与国家税权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展开研究。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基本范畴的界定并提出一个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第一节借鉴韦伯的理论，首先界定了“商事活动理性化”，指出“商事活动理性化”意味着商事活动基于货币和资本的可计算性，理性化的程度取决于可计算性的程度。货币是商事活动中的最佳计算工具，因为只有货币计算才能赋予不同的物品以价值量，使不同的商品有一个公分母，从而便于进行价值比较。随着商事活动的扩展，货币计算的范围不断扩大，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二节回顾了国家税权自以中世纪来的演变，指出了在商事活动理性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国家税权的不完善性。第三节则提出一个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将国家的征税活动看作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指出国家的税权行使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约，而交易成本主要由税权的界定成本和征税活动中的代理成本构成。这种交易成本与商事活动理性化的程度密切相关，理性化程度较高的商事活动为征税对象提供了可以计算的价值量，因此降低了税权界定成本和代理成本。第二章探讨了中世纪的商事活动和国家税权。中世纪的主导经济形态是封建割据下的自然经济，但是在传统势力薄弱的地区产生了发达的商事活动。第一节首先分析了多元税权下的经济类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税权形态，指出自然经济与实物劳役税相对应。第二节描述了发端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事活动向传统经济的渗透，导致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进而引起了国家税权的初步转型。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是城市的兴起，城市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自治权，城市基于货币化的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