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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环境与政治经济周期 　　[关键词]政治经济周期；决策环境；选举周期；理性党派理论 　　[摘要]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率时高时低，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趋势，探究经济周期的政治决定因素，便构成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已有文献使用实际数据进行经验检验时，常得出不一致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并未明确区分政策的决策环境因素。政治经济周期的强度大小、规律性强弱以及包含的内容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呈现差异，产生“环境效应”的因素会因政策、国家、时机而不同，这些因素包括经济政策和产出的属性、决策者的连任及党派性动机，还包括政府间、政府内、政府外的决策权在执行者间的分配，以及政策效果和可操作性。如何真正将中国特定的决策环境融入到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之中，探究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变动产生影响的机制，谋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6-0075-11 　　一、引言 　　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经济波动，即经济增长率时高时低，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趋势。探究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影响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便是探讨经济周期的政治决定因素，形成了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PBC）理论。 　　诺德豪斯（Nordhaus）建立了一个正式的PBC模型，刻画了在位的执政者为了获得连任，在选举前夕操纵经济运行，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波动的局面。希布斯（Hibbs）认为，不同政党的执政者拥有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因而执政结果会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两党（或多党）轮流上台执政，因而会使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局面。诺德豪斯模型强调执政者在大选之前试图提高经济绩效、带来经济繁荣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被称为“机会主义”（opportunis-tic）模型；希布斯模型则强调不同党派的执政理念及目标的差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而被称为“党派”（partisan）模型。这两种模型构成了PBC理论的基石，形成了两条发展脉络，此后的模型扩展和经验检验都是沿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对机会主义模型进行经验检验，被解释变量通常是经济绩效（如GDP、失业率等）和政策工具指标（如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等）的逐年变化率，而解释变量包括经济绩效或政策工具变量的滞后项、一些其他经济变量和政治虚拟变量。众多的经验分析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在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大选前夕，总量经济指标并没有显著增长的迹象；在许多OECD国家，通货膨胀率在大选之后有明显增加，在美国，1979年之前存在这种现象，之后这种现象消失了；很多国家在大选之前都纷纷提高货币增长率，在美国，这种现象仅在1960至1980年之间存在。而对党派模型的经验检验也结果不一，例如艾莱斯那（Alesina）通过对数据的描述，展现出美国具有明显的党派周期；艾莱斯那、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 and Cohen）、福斯特和艾恩斯（Faust and Irons）则证伪了理性党派模型。 　　二、决策环境：经验检验有效性的关键 　　经验分析结果的不一致性引发了学者的思考，使用相同方法对相似变量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选举或党派效应的强度存在明显不同，在位者也会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这些问题都未获得合理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在位者所处的决策环境，会严重制约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进行经验检验的有效性。 　　根据弗兰泽塞和朱斯珂（Franzese and Jusko），按照不同的划分方法，决策环境可分为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结构环境和战略环境等。无论是假定适应性预期的传统政治经济周期模型，还是纳入理性预期的模型，都忽视了在位者所处的决策环境，从而使经验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政治经济周期的强度大小、规律性强弱以及包含的内容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呈现差异，产生“环境效应”的因素会因政策、国家、时机而不同，这些因素包括经济政策和产出的属性、决策者的连任及党派性动机，还包括政府间、政府内、政府外的决策权在执行者间的分配，以及政策效果和可操作性。例如，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决策者对某些政策保留较少的自主权，或某些政策可能具有较差的经济效果，很可能会减轻政治经济周期。当政策制定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高度自律的党派行为人手中时，政治经济周期可能会被加强。类似地，选举规则可能会影响政府支出在人口目标和地理目标间的相对政治收益，从而在加强某些政治经济周期的同时削弱另一些周期。这些例子表明，决策环境差异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基于竞选和党派收益目标而操纵政策和产出的动机与能力；而环境差异同样会通过许多不同的民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