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建构.docVIP

“跨境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建构 　　近年来，跨境民族的概念在国内日益流行，人们期望通过唤起国境线两侧、具有共同族源和语言文化群体的认同意识与感情纽带，推动跨境交流和经贸往来，甚至可能让古代王朝合理的“天下秩序”重现生机。本文作者则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多元文化和族群现象一直是中华民族建构的“先天不足”，也是中国对西方国家暴露的一大软肋。这时，“跨境民族”的认知将进一步削弱边疆少数民族对国族、国家的认同，进而成为滋生“泛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温床。 “民族识别”下的“民族”和“跨境民族”建构 　　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被设计成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这个民族国家同时承认中国人内部存在着复数的、分别拥有各自文化传统乃至政治经验的群体；但立足于法律的角度，这类传统必须局限在中华民族共同性和中国国家主权的范围内，不能发展成与中华民族主义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 　　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1912年，继承清朝领土和人民遗产的中华民国，因应清朝的族群政治现实，为安抚“满、蒙、回、藏”，尤其是蒙、藏这两个族群排斥新国家、寻求分离和独立的情绪，不得不揭?痢拔遄骞埠汀钡墓?家族群政治纲领，致使“国族”（即“中华民族”）的建构遭遇理论、政策与现实的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秉持它在革命阶段的族群平等理念，另一方面又要接续中华民国未能完成的国族建构进程，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展开大规模的人群分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群分类，被称做“民族识别”。这一政治动作，本来即有确认中国境内各族群的中国公民身份的意涵，但由于中国的人群分类是在20世纪“nation”语境和苏联的“民族”理论影响之下展开的，其中又将西方语言学、人类学概念与中国传统族群政治的遗产杂糅为一，将中国境内多数政治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族裔共同体一概定位为――同时作为“nation”译词的――“民族”，进而在“民族识别”后，由“民族”的内涵引申出“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等概念，位于现代中国国境之外，但与中国境内一些“民族”共享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的亲缘群体，都被视作中国境内“民族”的“同民族”、“同胞”；[1] 与此有关的研究数量可观，中央民族大学为此还在民族系所中特别设置了相关的专业研究方向。 　　与中国的“民族识别”几乎同步，那些曾经是中国王朝藩属、19世纪后期陆续成为列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续脱离殖民统治，开始建构民族国家，它们也在中国边界以外从事人群分类。但它们这项工作的背景、分类逻辑与中国的同类工作不尽相同，其“识别”结果往往不能与中国的识别结果衔接。唯一相同的是，这些邻国从事人群分类的政治动机，也是赋予和确认其境内少数族群的国家公民身份。在这里，相同的部分与不同的部分，都同样挑战了中国对于与中国境内人群相关的“跨境民族”的认知与定位。 “相同”人群“跨境而居”现象的转型与性质转化 　　各相关国家所从事的人群分类，皆本于民族主义和国族建构这两项来自西方的概念，都和之前由中国王朝主导的“天下秩序”背道而驰。在“天下秩序”中，并不存在现代边界所代表的“主权”、“国籍”和“公民”概念，王朝及其藩属为它们的“边民”安排了模糊但适当的位置。那时当然常常有族群利益的冲突，但不存在国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的冲突。然而，近代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以国家为单位，以国界为界线，严格区分界线两侧人群身份和利益的、冲突性的意识形态，战后东亚各国的“民族识别”，都旨在确认境内边疆少数族群的国家公民身份，加深其国家认同，减少其对于现代边界另一侧有密切文化、历史和血缘关系的群体的认同，切断其“民族”意识成长的路径。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各国又依据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地缘政治、族群政治生态与政治需求，发展出自身的人群分类逻辑。质言之，人群分类本身就是一项主观的工作，从一开始即不存在真正的“客观”、“科学”标准，我们自然无法期待在各国分别进行的“民族识别”得到相同、相似且相互对应的结果。 　　当然，人群分布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划定的政治界限不一致，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即普遍存在。古代中国王朝及其藩属政权的统治力都有其局限，面对王朝边缘的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其直接统治力有未逮时，只能借助不同程度的封建，实行间接统治。很多时候，处在中国王朝和相邻“藩属国”边缘的群体甚至接受“双重封建”；或群体内不同的次群体分别接受中国王朝和“藩属国”的封建，但又效忠于群体核心。这种情形对边缘群体而言，就是“两属”，“两属”与联姻等手段一样，是这些群体保持实质自治状态的策略之一。这类“两属”政治群体往往仍处于从原初形态的社会组织到相对集权的高级政治组织之间的过渡状态，其对政权内部部落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