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与“无奈”.docVIP

“癫狂”与“无奈” 　　摘 要： 明清以来，传统的四民社会秩序虽然被“四民相混”所冲击，商人群体的“群体意识”有所觉醒，但明清商人对于科举的“痴迷”与“癫狂”却让人为之咋舌，然而这种明显违背正常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背后却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本文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家族为例展开分析，探求明清商人“癫狂”科举之路背后的“无奈”。 　　关键词： 盐商 权力 自卑情结 　　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群体的“群体意识”开始有所觉醒，如明朝时期商人喊出的“贾何负于耕”[1]、“商与士，异术而同心”[2]，以及嘉庆、隆庆年间商人家庭出身的汪道昆进一步提出的“良贾何负闳儒”[3]，有学者认为这些言论无疑明确表示对于传统四民社会的质疑和对商人地位的充分肯定，但同时这些对于当时社会的“呐喊”流露出的更多的是商人群体对于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一种无力感。 　　正如唐力行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商人群体为何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社会做出的这样一段分析：“商人有着强烈的向士、农这两个身群体趋同的心理。”[4]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商人群体往往在经营成功之后，要么是捐官或者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要么买地成为租食地主的现象背后，其所体现出来的是商人群体的自卑感。明清社会主流思想中的“积财万千，无过读书”，它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商人群体的这种自卑情结。 　　这种来自商人群体的自卑情结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自卑心理的产生来自于商人群体长期处在政治压抑后所产生的一种“扭曲”心理状态，这是因为四民社会构建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政治力量，良好的社会秩序本就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很显然四民社会所构造的秩序正是为传统政治服务的，而商人群体对于“士”、“农”的自卑感，是对于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的自卑感。 　　另外，商人阶层有着政治依附性，此处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家族的科举道路的发展作为例证，一方面看潘氏家族其政治依附性的具体原因，另一方面则是从潘氏家族对于科举入仕的“癫狂”现象看明清商人群体所处的一种“压抑”状态和长久“压抑”后自卑情结的形成。 　　一、国与民争利，盐商的“先天不足” 　　对于苏州大阜潘氏家族的发展情况，根据现存的各种《大阜潘氏支谱》记载，大阜潘氏先世由荥阳迁到闽中，后来黄巢起义时，潘名为歙州刺史，遂定居歙县，是为潘氏始祖（逢时公），第3世祖潘??（大震公）在大阜后山构建“别业”，至5世祖潘现（大阜公）时正式迁居大阜后山，传至第16世祖潘?v（辅德公）时又徙居大阜山南，而这支遂被称之为大阜潘氏。到了明末清初，大阜潘氏第24世祖潘仲兰（筠友公）在江淮经营盐业，始寓居苏州南濠，第25世祖潘景文时，大阜潘氏正式开始迁居苏州[5]。 　　自大阜潘氏来苏，背后有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身份――盐商，起初潘仲兰寓居苏州也是为了在江淮之地从事贩盐的工作。本文以潘氏家族作为例进行分析，最重要的是大阜潘氏的盐商身份，何以从盐商看当时社会整体商人群体的“困境”，主要在于在整个专制时代，最显赫的富商首推盐商群体，而盐商这一群体背后又烙着政治的印记，具有严重的政治依附性，这主要是因为盐作为一种生活用品，虽不起眼，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存在，那么食盐经营这一巨大经济利益的背后自然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而汉武帝时“笼天下盐铁”，实施“盐铁官营”则是首开食盐国家专断的先河。其后的历史阶段，关于“盐法”的问题，政治行为始终贯穿。 　　对于“盐法”的具体实施，具体有制、收、运、售四个阶段，王家范先生指出“盐法”政策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是仍摆脱不了四大类型：一是“官办专卖制”，即民制（或官制）、官收、官运、官售；二是民制（或官制）、官收、商?\、商售，称“引（钞）盐制”；三是民制、官收、官运、商销，其中亦有“扑买制”和“分销制”的差别；四是民制、民收、民运、民销，称“自由贸易制”。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制度，走的正是“官办专卖制度”，只不过官办专卖弊病太多，到了东汉时期曾恢复过“私煮课税制”，但是盐业中所拥有的巨大利益是不可能为政权放弃的，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盐政改革、刘晏理财开创的“就场专卖制度”其实质就是直接专卖并非良策下的“官商共利”，即所谓“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6]。 　　“官商共利”虽然给商人阶层长袖善舞以足够的空间，尽管在这一政策下，“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7]，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那些暴富的大盐商多是依托政策而富裕的，既然依托必然就要受制于政治。明清以来的盐法政策乃是宋代“入中法”的继承，盐商们赖以生活的乃是基于盐产“国有”之下，开放商运、商销一两环节下的“政治代理”。 　　自明朝中后期以来，“纲商”的出现，形成取得承领盐引、拥有“盐纲”的垄断权利，乃至清代以来“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谓之引窝”[8]。盐商的“占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