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战争与基于数据挖掘的计算社会科学-世界科学.DOC

网络战争与基于数据挖掘的计算社会科学 梁 偲/编译 模型预测伊拉克恐怖分子炸弹（深色）袭击与藏匿位置（浅色） ● 计算社会科学可以帮助防止或赢得战争吗？五角大楼寄希望这是可以的。其花费上千万美元由军方资助研制的用于预测恐怖动乱的计算机软件模型，预测结果或已接近对军方领导人产生影响的目的，部分模型也已得到实战的验证。 由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主演的电影，或是取得成功，或是深度方面欠缺火候，就像他2008年主演的喜剧《爱情达阵》一样？ 数据：并非解决问题唯一方案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肯·科默（Ken Comer）提供了思路。科默是美国国防部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JIEDDO)副主任,也是美国军队对付路边炸弹战争的中心人物。最近他看了美国能源部科学家所作的一个简报，这些科学家正在和一个电影制片厂合作，意在用公式化的建模技能来打造一部大片。 从这些科学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重在分析好莱坞是如何吸引观众的数据，并试图从中得出结论，但每次得到的同一个结论就是：谁也说不清楚。科默回忆说：“你可以把克鲁尼包装得很好，抑或打扮得很差，甚至可以给他粘个胡子什么的。但是，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可以预测一部由他主演的电影是否会取得巨大成功。” 科默认为，这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五角大楼正在重新考虑用于对付路边炸弹问题的数据挖掘方法，更不用说反恐和战争等方面了。鉴于科默的部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近十年的战争中汇总的大量信息数据，他说：“对于我这样一个三年来在数据中“游泳”的人来讲，数据不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相反，科默和其他官员正在把赌注押在新一代的计算机模型上，尝试预测群体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是如何改变的。这一研究在不同领域有各自的称呼，包括“人类行为动力学”和“计算社会科学”，表明了一种从社会网络分析到政治预测和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融合的趋势。 尽管这一工作所获得的经费资助总额难以统计。但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2011年在这个项目上投入2 800万美元，而且几乎都用于非保密的学术和工业研究上。另外，单列的计算社会科学项目也得到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陆、海、空军方研究机构的资助。 鉴于五角大楼对这一工作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以致于一些科学家因担心这些初始模型未完善之前就投入使用而呼吁稍微放缓一下。包括美国人类学协会成员、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DC）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奥尔布罗（Robert Albro）认为，以目前的研发状态，这些模型大多是在浪费时间。“我不是说计算社会科学是巫术科学，而是说计算社会科学的工作过于频繁了。” 建模：锁定特定族群的言与行 在建模工作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灵感是发生在2003年的一个小插曲，当时联军正在伊拉克四处搜捕被推翻的独裁者萨达姆。由于传统方法无果，一组美军情报分析员决定用链接图解法来追踪萨达姆的社会网络关系，想以此收集可用的信息。当他们考虑采用关键变量如“信任”等的时候，情报分析家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印在美军“个性识别扑克牌”上被通缉的伊拉克官员不一定是萨达姆最信任的，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的藏身地点。相反，分析师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信任级别稍低的官员中，包括一个重要的保镖身上。最终，图表信息引导追踪者发现萨达姆藏在提克里特附近一个农场的地下隐匿处。 如今的模型在概念上与链接图解法相似，但区别在于，陆军分析师的图表是静态的并由人工绘制和分析的。现在的目标算法是，通过计算机整合大量不同来源的数据，包括最新数据生成后随时保持结果更新。 创建这种模型系统的一个主要例子是机构风险分析仪（ORA)，其动态网络分析程序由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凯瑟琳·卡利（Kathleen Carley）设计，她是五角大楼资助的计算社会科学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在论及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发明的群体行为的“科学”时，卡利开玩笑地说：“我们建立了心理历史模型，我们是奠基者。” 为了在政治不稳定地区创建一个机构风险分析（ORA）模型，卡利曾在苏丹启用了自动映射功能（Auto Map）程序——该程序如拖网捕鱼似地可以筛选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并自动提取用户名和其他重要数据。通过这些数据信息，ORA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词典识别其“中间状态”（betweenness）节点，“中间状态”意味着很多与网络中的其他人的直接连接。卡利说：“这些人或节点经常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联系着不同群体的信息。” 同一类型的模型也可以用来预测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是怎样在当地民众中生根的，并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传播开来。卡利的系统可以通过特定族群中普遍盛行的观点或态度等记录以此作为文化变量因素。她说，目标是通过外交谈判或军事行动来锁定识别出的关键个人和团体，从而产生一种有效的阻止激进的扩散或破坏恐怖网络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