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的改革.docVIP

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赵经成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军事教育体系的变革与不断发展。18世纪以来，伴随工业革命的发生，武器装备极大改进，战争形态深刻变化，军事教育也获得巨大发展。英国的桑特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美国的西点军校、法国的圣希尔军校和俄国的皇家军事学院等著名军事学府即诞生于这一时期。同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军事发展也与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武备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等军事院校的创建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目标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着战斗力要素的内涵，从而深刻改变着战斗力生成模式，也推动着我军院校教育的全位变革。从次变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任职教育从体制上取得了军队院校教育的主体地位，任职教育改革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焦点。2003年，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作出“建立完善以岗位任职教育为主体、岗位任职教育与生长干部学历教育相对分离、军事特色鲜明的新型院校体系”的战略部署。2011年，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再次明确，要“发展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新型院校体系”，“进一步收拢学历教育，适当增加任职教育院校比重”。以这两次精神会议为指针，军队院校体系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大量军队院校的职能由原来承担学历教育为主转变为承担任职教育为主。任职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必将对军队院校教育乃至我军整体发展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一、作为一种观念创新，任职教育改革体现了军事教育在时代大潮中审时度势、谋变求进的主动作为。 我军实施任职教育改革，首先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是充分审视全球格局和新军事变革浪潮，把军事教育改革主动置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大背景下加以考量的结果。 国际竞争的加剧和科技的加速发展，催生了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并行格局”，反映在军事教育上就是任职教育要占据主体地位。在当前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很大程度上由科学技术主导，而科学技术要靠人来创新和推进。因此，国家实力的根本在于人力资源的质量，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竞争。随着科技进步，教育不再只是用于启蒙的手段，而要成为助推人成长的终生性阶梯，教育不再是为人参与社会活动做准备的阶段性、筹划性活动，而是要伴随人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一生，构成了与人的终生发展并行的格局。任职教育作为沿着军人成长路线先训后用、再训再用、训用一致的逐级培训机制，相应地按兵种、军种和各军种联合分别设置学习战术、战役和战略的初、中、高级军事教育，使军事教育体系与作战、服役经历一起，为军人职业发展提供了系统化上升通道，恰恰与终身教育的理念相契合。由此，任职教育必然要构成军事教育的主体，学历教育只是其启蒙和准备阶段而已。 任职教育改革适应了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形势的紧迫要求。教育不仅要满足人终生、长远的发展需要，还要满足人当下切入社会分工并发挥充分作用的需要。对于军事教育而言，满足后一种需要尤为现实和迫切。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教育就是“短视”的，这是由军事作为一种“超常规”社会活动具有高度时效性、高机会成本的特点所决定的。高度时效性，军事行动不允许任何岗位出现只适应未来需要却不胜任当前使命的任职者；高机会成本，战争的成本固然昂贵，但战争一旦失败的代价更大。我军院校实施任职教育改革正是凸显当前这种紧迫要求的一种十分应时的举措。首先，我军战斗力生成模式正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岗位技术含量的提高对现职干部的任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学历教育更加难以满足军事人才培养的需要。就生长军官而言，他们需要有自我完善以达到任职要求的阶梯；就现职军官而言，他们需要有重构和提高自我以适应信息化建设要求的途径。这都有待于任职教育来实现。其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只有强有力的军事斗争准备才能确保捍卫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要求军队院校教育把军人履行的岗位职责的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迅速满足部队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 二、作为一种战略转变，任职教育改革反映了对军事人才成长规律和军事教育特殊性的深刻把握。 军事人才质量是现代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一种军事人才培养的“起点筑基型战略”；任职教育瞄准部队岗位任职需要，重在及时甚至超前构成人才知识、能力的岗位指向性，把人才培养层级与战争行动等级对应起来，是一种军事人才培养“全程构造型战略”。从学历教育为主体到任职教育为主体，体现了我军人才培养战略由“起点筑基型”向“全程构造型”的重大转变，是深刻把握军事人才成长规律和军事教育特殊性的结果。 实施任职教育改革契合了军事人才的成长发展规律。人的发展呈阶段性，首先要获得较全面的知识积累，然后趋于专业成熟，最后实现充分专业化。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军事教育体系，其建立和设置基于如下对军事人才成长路径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