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多元想象与实践.docVIP

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摘要：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是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而是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是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关键词：历史话语；革命；日常生活；现代；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5―0089―06 　　 　　既有的文学史在写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时，总是热衷于划分不同的文学派别并进而划定各种文学派别之间的界限。比如把30年代文学划分为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等，并突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差异。从文学史写作的操作层面上看，分类、命名、划分界限无疑是一种简明的、易行的方法，然而对于丰富的文学史事实来说，归纳、定义本身又是以一种笼统粗疏的方式形成了对于许多细部问题的遮蔽。概念、命名本身会形成新的霸权和偏见，固执地影响着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真实发现。以往文学史上的这种分类实际上是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着眼而进行的。左翼作家被描述成用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绝佳代表，而海派作家和京派作家要么是一种纵情享乐的小资产者形象，要么是脱离时代的不合时宜者形象，他们站在了历史的反面。即使近年来有人写翻案文章，也只是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角度对于京派、海派作家重新肯定，好像海派、京派作家远离时代、“反历史”真的已经成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和论证的基础一样。然而，“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作家很难超越既有的时代条件的制约与限制。我们发现，不论是左翼作家、京派作家还是海派作家，在作品中关注历史、表现历史、思考中国未来的出路几乎是他们的共同兴奋点。文学史的发展表明，当社会朝着“现代化”的目标大步迈进之时，文学易于与社会发展取得一致步伐。生活在30年代的作家的历史感是空前高涨的，“现代”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字眼，他们无法逃遁。 　　因此，与其用历史感的有无与强弱作为评判的标准，倒不如用生活在具体历史现场中的作家对于现代性、对于历史的不同想象与实践方式来划分作家派别、文学场域更为合理一些。由于某些作家群的文学信仰、组织方式的不同，更由于单个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和文学审美观的不同，他们眼中的“现代性”就可能是五光十色的，而正是这种人言人殊的“现代性”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形成了30年代的多元文学格局。 　　 　　一、未来“黄金世界”映照下的“此岸”荒芜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左翼文学在文学史描述中是居于主流和中心地位的。左翼文学之所以被突出、强调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即认为“现代性”的“黄金世界”永远只是存在于未来的，当下生活是我们必须否弃的、落后的、暂时性的存在。从这种理解出发，左翼作家的“现代性”话语于是被顺理成章地置换为“革命话语”。在他们的观念中，“革命”不仅仅是对自身合理性的证明，是他们获取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方式，而且“革命”本身就是与历史同构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30年代的主题词就是革命。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借鉴、依赖的现代性资源变化的结果，通过革命达到“现代”正是来源于苏俄式现代化道路的启迪。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苏俄式的革命方式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由于俄国革命以一种西方之外的崭新方式开辟了现代性发展的空间，因此，对于苏俄的学习，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摆脱了长久以来与西方之间的认同、学习关系，而代之以对抗、斗争，从而也满足了某种文化上的自尊。这种对于“革命”的认同，在文学上最为直接的便是“革命文学”的提倡。 　　早在1923～1926年，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等人就开始了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在他们的理论主张中，就有着鲜明的“革命”意味。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指出，新文学应该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的通信中认为，“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革命的感情。”蒋光慈则宣称：“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在蒋光慈的文学观念中，“抛弃革命”与“不顾时代”是直接等同的，“革命”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要求。 　　在革命文学提倡者的文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难以遏制的求新、求变的冲动。这一点正如《太阳月刊》创刊号的卷头语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