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贵州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特点及结果初探.docVIP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贵州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特点及结果初探 　　内容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尤其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事业，贵州虽系“内陆”省份，但却是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重点地区。贵州的所谓边疆教育主要是苗夷教育。概括起来，当时贵州省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活动主要具有重调研、重师资、重小教、重语文、重强迫、重送教上门等特点。尽管有许多弊端和不足，其政策措施在促进边疆地区兴学读书、改变边民的精神风貌以及全面促进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贵州省国民政府 边疆地区 教育 　　 　　一 　　 　　由于发动“边民”起来参加“抗建”等方面的需要，边疆教育问题曾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周泓的《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孙懿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刘亚妮的《民国时期甘宁青边疆教育研究述评》、《论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的边疆教育》等文。它们分别探讨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制度的沿革变化、政策的主要内涵、施行策略及其在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实施的情况。此外，还有苍铭的《民国云南边地民族教育概说》、姚金泉的《历史上湘西苗疆的学校教育》、暨爱民的《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教育的历史考察》等文。它们分别对云南、湘西两地区的边疆民族教育进行了详尽的探讨。研究贵州省民国时期边疆教育问题的论文主要有马廷中先生撰写的《民国时期贵州的边地教育》,欧多恒的《论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的教育》。它们虽然对该问题已做了较好的阐述，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尤其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原始档案资料全面考察和概括当时贵州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特点。 　　刘亚妮女士指出，今后研究这一问题应注重的方面是“各级各类边疆教育的实施情况”，“各省边疆教育具体推行的情况，效果”等。本人深以为然，故再以贵州为例，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些努力和探讨。 　　众所周知，贵州位于湘、桂、滇、川等省区之间，是一内陆省份，既不沿海也不沿边，又缘何被称为“边疆”呢？这是由于当时“边疆”一词涵义的多元化所致。“边疆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地理的，第二是政治的，第三是文化的。”“我国的所谓边疆实有其独自的特质，至少包括有四方面：1、国防性质的地带，邻近外国叫做边疆。2、民族杂处的地带，多奇风异俗叫做边疆。3、文化低落的地带，教育落后叫做边疆。4、地理偏辟的地带，交通不便叫做边疆。”这四个方面“互相关连，具有交互的影响”。可见，“边疆”一词除了“邻近外国”的含义以外，还有“民族杂处”、“文化低落、教育落后”以及“地理位置偏辟、远离政治统治中心”等含义。而当时的贵州是具备这些特征的典型省份，它实乃国民政府心目中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从居民成份看，据40年代初的统计表明，其边胞人口与总人口之比率很高，“云南为37.5%，广西为39.78%，贵州却达51.59%”。它号称民族大走廊，居民民族成份极为复杂。从文化教育看，也非常落后，“文盲”现象十分凸出。30年代末期的统计表明：全省识字者不到10%，大学生仅为4‰。全省苗民识字者仅及4%，夷族（即布依族）仅及6%。许多地带仍处于结绳记事、木刻为契的状态。就地理交通、经济等方面而言，不仅被历代中央统治者视为偏远、荒无人烟的化外之境，也实在是山高路险、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财乏民穷的省份。 　　“边疆”一词含义的广泛性使得当时的“边疆教育”一词也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从人言――有边疆民族教育，特种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特种部族教育，边民教育，山民教育，浅化民族教育，低化山民教育”，“从地言――有边疆教育，边地教育，国防教育，蒙藏教育等”。但不管怎样，边疆教育的布教对象为“全体边民”。贵州由于苗夷族同胞占少数民族人口的多数，因此，其边疆教育往往即被称为“苗夷教育”或“苗民教育”，“查所称边民，即指苗夷同胞，所称边区，即指苗夷区域，所称边地国民教育即指苗夷国民教育”。此言虽然不无偏颇，但确实反映了国民政府在贵州实施边疆教育的重点之所在。 　　 　　二 　　 　　考察1945年内战爆发以前贵州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措施，我们发现，除了与汉族地区相同者以外，还具有以下较为明显的特点： 　　第一，以“调研”为制定发展边疆教育政策措施的依据。“边疆问题是一门实际学问，不能闭门造车，以一概十，边疆教育的实施，更须配合需要，迎上现实”。“要做边民……施教工作，最大的阻力是不熟悉夷情”。鉴于过去对边疆地区的情况了解甚少，难以制定出合乎其实情需要的政策措施，因而三、四十年代的贵州省国民政府尤其重视对边疆地区的调研活动。据统计，自1930年至1948年8月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对贵州边疆地区进行了7次调查。这些调查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制定政策措施，组织教育边民，使其“效忠党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