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学术衍变.docVIP

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衍变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场“大变局”肇端于19世纪末叶儒家主流伦理学说的式微之际。儒家伦理学说曾为传统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人生的来源及意义构架的理论体系，它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1895年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大一统帝国王朝制度的动摇和宗法家族的解体，使得那套以维系传统儒家纲常伦理之建制化保障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加速崩溃。这说明，通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那一整套“内圣外王”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在20世纪初即已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学者们将这种危机的表现概括为两个基本的层面：即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为弥救这种由儒家伦理的式微所引发的“意义危机”在国民意识中涌现的“精神虚脱”，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们便担当起了这种重建国民伦理价值观的神圣使命。 　　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社会状况日益恶化；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更趋严重。这一时期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改良人士，包括一部分开明官绅，纷纷以各种方式请求清廷变法维新，试图通过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途径以达到除旧布新、安内攘外和富国强兵之目的，以此来挽救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前期“洋务运动”中一部分人的变法思想，无视“夷夏大防”的古训，尝试着以其匆匆学来的某些西方伦理学说来代替旧伦理、旧道德，从而构造出一套兼采中西的政治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思想的价值体系。具体说来，这批知识人士的国民伦理价值重建主要表现在拯救民族危机和重塑国民素质这两个方面：严复通过引介西洋进化论“优胜劣汰”机制来“自强保种”，以期实现民族振兴。梁启超从剖析国民性入手，倡导以“群”为核心的国民“公德”价值观来重塑国民素质，以达到由“立人”进而“立国”的社会理想。这里，梁启超在阐述其国民理想中所提倡的那套国民价值观的构想――“新民”说，业已折射出了一种近代学术思想的新思路――即用儒家经世致用的古老传统寻求现代新思想的转向。孙中山本着努力“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之基本精神，从分析人格与国格的阐发人手，提出了“替众人服务”和“天下为公”的新的高尚道德价值观。王国维在其早年立志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贯彻着一条“取外来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政”的学术方法，尝试着用西方哲学(康德与叔本华哲学)中的一些观念来解决中国哲学史所长期争论的诸如“性”、“理”、“命”等重大的哲学范畴。蔡元培在其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中，一方面执著地追求共和革命的成功，并积极提倡与之相对应的新的社会价值观与公民道德，另一方面对教育与哲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努力。 　　从改良派的戊戌变法到激进派的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一条从封建专制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制度变革之路。由于这场暴风骤雨式的制度革命席卷全国上下，其震荡之剧烈，时间之短促，使得传统的依靠政治强力来维系的儒家纲常伦理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迅速崩溃，而新的适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于是，在民国前后的国民心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这样，随着一批先行知识精英们重建国民价值观的几番尝试努力，以及对传统和外来价值系统的重新评估，一场轰轰烈烈的“古今中西”价值之争的思想运动遂汇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针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基本层面的社会危机，“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者们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两张大旗，旨在以“科学”的方法克服意义的危机，以“民主”的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然而，随着“五四”后期启蒙运动内部的分化、“科玄论战”的兴起以及对“民主”观念任意性解释的多样化，使得近代知识界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歧异纷纷。这样，近代中国历史性地赋予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所应昭示的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已不再像先前那样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而是在近代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分化成多个尖锐对立而又紧张的思想模型(或阵营)。简单说来，大致呈现为三大思想阵营的对立：即现代新儒家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现当代哲学中是一种最富朝气的哲学流派，也是一股颇具争议的文化思潮。这派哲学思潮一方面试图借鉴西方哲学来开辟传统儒家哲学的新境界，一方面可能是过分迷恋于对传统的继承，他们又总是在不经意中过于突出传统儒家哲学的价值(如心性论和新理学)。具体在伦理学的研究方面，现代新儒家大致呈现出三种倾向：其一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来展开其伦理精神，如梁漱溟；其二是借鉴西方哲学的一些方法来致力于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与完善，如冯友兰、贺麟、杜维明等；其三是虽对东西方哲学之伦理精神的融合流露过一些向往与憧憬，却仍然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