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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启示
20世纪美国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诗人、读者及批评家们都在哀叹:当代诗歌越来越远离大众,诗歌已经衰落了。――诗歌衰落了吗?衡量它的尺度是什么?读者的多少和诗歌的衰落有必然联系吗?评论家邵建说:“所谓诗歌的衰落,未必不是一个伪问题。”①一个“伪”字,也许并不能解释当代诗歌所面临的尴尬生存境况;但透过这个“伪”字,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深思的:在各种各样的诗歌写作并存、诗歌的审美比较标准混乱的时候,有多少人真正从诗歌自身的建设寻找过原因?2007年7月,“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诗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就“查尔斯?伯恩斯坦与美国语言派诗歌”、“兰斯顿?休斯的诗歌艺术及其影响”、“美国现当代诗歌与政治”、“美国现当代经典诗人重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20世纪美国诗歌来反观中国当代诗歌,相对于这种泥沙俱下的现象,我们与其说它已经“衰落”,不如说它缺少一面能够时时检视自己的镜子。如果以此为镜的话,它至少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我们的诗歌写作以有益的启示。
第一,任何既定的诗歌规则对真正的诗歌创作来说都是一种桎??,诗歌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
从历史来看,中国新诗是在本土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不断交织、融合和改造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中国新诗早期除受日本的小诗、欧洲格律严谨的十四行诗、康德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及西方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诗歌等的影响之外,英美意象派诗歌、象征主义诗歌及惠特曼的《草叶集》等,都给中国新诗予较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诗在30、40年代逐渐形成的诗歌艺术传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更是产生了新诗历史传统的断裂。这一时期,外国诗歌包括美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来说是整体缺失的,直到朦胧诗兴起,美国诗歌才随着西方各种现代派诗歌重新进入中国诗人视野,并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新诗艺术的复苏从朦胧诗开始,而新诗艺术秩序的调整,则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派诗歌重新进入中国诗人视野而进行的。以此而论,当代中国诗人对20世纪美国诗歌及理论也并不十分陌生。语言诗派致力于诗歌形式的创新、语言的创新,致力于从历史和意识形态角度探讨诗学与美学,对主流诗歌规范采取全面反叛的姿态,他们的诗歌写作往往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但是,我们也并不否认中国当代诗歌从朦胧诗至今,一直都处于一个母语资源与西方诗歌资源双向融合与裂变之中,我们如何走出对西方的借鉴与模仿,并在这种融合与裂变中形成自己新的艺术传统,并获得世界性影响?这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诗歌的生命在于创新,那么“诗会”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为当代诗歌在语言方式、结构方式和文本建设的探索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点;特别是“诗会”对伯恩斯坦及其语言诗歌追求创新进行的讨论,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面明镜。有的学者就美国语言诗派代表诗人伯恩斯坦先生对传统的反叛以及在语言与形式上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帕洛夫教授以一个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对语言诗派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原则进行了独到评述;有的学者认为芬兰诗人利维?莱托的语言诗传达出了一种新的跨文化语言现实观, 这些观点都能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当聂珍钊先生问:“有些人提出语言诗与其说是一场运动,倒不如说是一种由当代北美后现代主义诗歌衍生出的、受理论指导的诗歌写作方法,你可否对该理论及背景做出评价?”伯恩斯坦却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将回答滑向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诗歌的极端表现形式,稀奇古怪的形式、建构过程及过程的建构……”这看似简单的一问一答,其实饶有趣味。诗歌的极端形式是什么?不关心“师承”和“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其实这就是强调自己追求诗歌的创新、语言的创新。如果从各种资源的相互影响来看,也许它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诗歌创新必须摒弃传承的束缚;同时,也必须致力于诗歌文本的建设。
但是,在今天,有多少中国诗人像美国诗人那样不关心“师承”与“主义”,只潜心关注诗歌的“创新”呢?在技巧日臻圆熟而创新精神日益贫乏的诗坛,诗人们的底气不足和缺乏自信是一个显著的事实。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诗人们太在意自己的“师承”了,太希望自己能够纳入某种“主义”了。有一段时间,“他进入词语的力度如博尔赫斯一样精准”,“他的诗歌具有后现代主义气质”这样的话语,几乎成了对一个诗人创作的最高褒奖,他们唯独忘记了“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只有创新,一个民族才有它的未来。对于诗歌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中国新诗短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每一次获得新生都是在对传统的扬弃和对西方现代思潮吸纳之后不断创新而实现的。20世纪30、40年代现代诗歌的兴起是如此,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朦胧诗派的兴起是如此,8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代诗歌的发展也是如此。从超现实主义诗人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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